（六七八）郡县送故迎新之费
    郡县送故迎新之费，自昔有之。《汉书·循吏传》：黄霸为颍川守。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不听。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是其事也。《游侠传》言：哀帝时，“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赋敛葬送，皆千万以上”。《后汉书·张禹传》：禹父歆，终于汲令。“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则当汉世，数已甚侈，魏、晋已后，斯风弥扇。晋初，傅咸即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吏卒疲于送迎为病。《晋书·虞预传》：“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赀。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言其弊尤为痛切。《南史·恩幸·吕文显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则其弊降而益甚矣。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臾，“元鼎元年，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似受送本为非法，然虞预病送迎者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又欲使去官者具自条列，依法减省，则其习为故常久矣。《隋书·百官志》：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盖守令多异地人，国家既不给以道途之费，原不能责以自具也。此以理论，实不为过；既有定法，遵守不渝，亦不能谓取非其义，然能合于常防者则寡矣。
    送迎之费，廉吏亦间有不受者，则史家以为美谈。如《梁书·良吏传》：范述曾，以齐明帝时出为永嘉太守，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始之郡，不将家属，及还，吏无荷儋者。《南史·范岫传》：为安成内史，见征，吏将送一无所纳，是也。此虽高节，亦未可责诸人人。若王衍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晋书》本传。沈怀文，父宣为新安太守，丁父忧，郡送故丰厚，奉终礼毕，余悉班之亲戚，一无所留。《南史》本传。虽合不易于丧之义，已非大法小廉之旨。若齐豫章王嶷为荆州刺史，史称其务在省约，停府州仪迎物，东归部曲亦不赍府州物；而其后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赀，评直三千余万，《齐书》本传。则不取也，而取过毕矣。刘悛，史称其强济有世调，善于流俗。为武陵内史。齐明帝崩，表奔赴，敕带郡还都，吏民送者数千人。悛人人执手，系以涕泣，百姓感之，赠送甚厚。《齐书》本传。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以是求贷，不其恧与！
    《南史·王僧达传》：“与兄锡不协，锡罢临海郡还，送故及俸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辇取无余。”有以分施鸣高者，又有任情攘夺者，士大夫之所为，真可发一噱。
    虞预言当时之送迎者，“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此虽自托于忠厚，实则豪富之民，每欲献媚于官吏，以为宠荣；又赀费之来必由科率，或由经手侵渔者，乃鄙俗势利之见耳。然风气诚朴之区，亦或有能得民心，馈遗出于真诚者；必峻却之，又非人情也。谢朏子谖为东阳内史，及还，五官送钱一万，止留一百，答曰：数多刘宠，更以为愧。《南史·谢弘微传》。颇堪媲美古人。
    后世官员所用器物，有由地方或属员供给者，濒行每携之而去。需用时由当地供给，犹不失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携之而去，则成臧物矣。然古亦有如是者。《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衡阳王义季为荆州，“发州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曰“应随”，则其取之亦成成例矣。《梁书·江革传》：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将还，民皆恋惜之，赠遗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惟乘台所给一舸。”曰“依旧”，则舟车亦有成例也。
    《梁书·刘季连传》：季连之受命高祖，“饬还装。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剌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之时，素薄元起。典签朱道琛者，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叛以免。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耗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深杀之”。《元起传》：季连既平，“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在州二年，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萧渊藻代之。是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入，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此处史文有误。《南史·邓元起传》云：“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据《魏书·邢峦传》，则王景胤为梁晋寿太守，孔陵亦梁将，为王足所破者。疑梁书元文，当作魏将某寇东西晋寿，太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夺佚，传写者以意连属之，以致误谬；《南史》误据之，而又有删节也。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侵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之，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至，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渊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是元起先以虑阙迎资激季连之叛，继又以厚营还装自丧其生也。案元起佳士，其入蜀也，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以检巴西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以李膺谏而止。史又言其“少时又尝至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问田人曰：有稻几何？对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时人称其大度”。此其所以能克城之日，财宝无所私，在州二年，口不论财色。岂有不攘窃于兵乱之日，聚敛于在州之时，顾侵渔于临去之际者乎！季连之败也，史称蜀中丧乱已二年矣，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无亲党者，又杀而食之。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因此乃降。夏侯道迁之叛，魏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峦力求取蜀，其表云：“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南史·元起传》，略同《梁书》，惟不云渊藻诬其不忧军事而下诸狱，而云：“萧藻入城，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诏减邑之半，封松滋县侯。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贬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给鼓吹，谥忠侯。”元起功臣宿将，即不忧军事，岂藻所可擅囚？藻亦岂能忧国持正如是。盖实因求货不得，妄加杀害。逮其麾下围城，则厚诬君父以自解，又因是举，遂以反诬元起。诈虽不讎，梁武亦不能明正其罪，乃转以不忧军事莫须有之辞罪元起，而为之掩饰耳，其失刑甚矣。藻既临州，民齐苟儿叛，以十万众攻城，既解，藻弟渊猷嘲罗研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民穷如是，其兄之负罪如是，而为是嘲谑之辞，可见是时贵族之无人心。研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见《南史·罗研传》。然则蜀中困敝，由来已久。《梁书·刘季连传》曰：“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盖实由财帛不给，以至于此。检罚巴西籍注，或亦势不得巳，然元起卒以李膺之言而止，可见其深恶诛求，宁肯作茧丝于为州之日。休养生息，原非旦夕可期。其去州之时，粮储器械，一无所有，盖实以创夷未复；不能应机出兵，实亦由是。夏侯道迁之叛也，巴西人严玄思附魏，魏将王足，又所乡辄克，蜀中势实岌岌。以宣武固不听邢峦之谋，又以羊祉为益州，王足闻而引退，后反降梁。《魏书》王足事附见《崔延伯传》。而邢峦遣守巴西之李仲迁，亦以荒于酒色，为城人所杀反正，乃获幸免。当时情势，所急在外，宁以代者不卒至而自安哉！然则元起遣朱道琛先使检校，或诚为激变之由，然事或迫于不得已；其见戕于渊藻，则必以求货不得，致遭枉害也。然皆因送故迎新之侈有以启之，陋规之贻祸，不亦溥乎！
    梁武帝大同九年张缵刺湘州，中大同元年岳阳王詧刺雍州，太清元年湘东王绎刺荆州。太清二年，帝改以缵刺雍州，而以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缵素轻少王，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及至州，遂托疾不见缵，及检括州府庶事，留缵不遣。时湘东王与誉各率所领入援台，缵乃诒湘东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湘东信之，三藩之衅始构。河东与缵，不旋踵而丧其身，湘东、岳阳，辗转相仇，卒致江陵之奇变。此真所谓以睚眦之衅而致滔天之祸者。然溯其原，则亦送迎之费有以阶之厉也。
    北朝郡县，送迎之弊，与南朝同。《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曰：“《书》云：三载一考，二考黜陟幽明。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食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此诏之意，虽在久任以观治效，速黜以去贪残，然送故迎新之烦扰，亦其所欲革之一端也。《任城王云传》：除徐州刺史，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性善抚绥，得徐方之心，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此事不足证云之廉，适足证徐方送遗之厚尔。《邓渊传》：曾孙羡，出为齐州长史，“在治十年，经三刺史，以清勤著称。齐人怀其恩德，号曰良二千石。及代还，大受民故送遗，颇以此为损”。《北史·循吏·孟业传》：“魏彭城王韶，齐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业为典签。及韶代下，业亦随还，赠送一无所受。”则非徒刺史，即其僚属，亦有因送迎而受馈遗者矣。《魏书·陆俟传》：子馥，出为相州刺史，假长广公。征为散骑常侍。其还也，“吏民大敛布帛以遗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于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长广公寺”。此虽不受，何益于民！《北齐书·酷吏传》：宋游道，“父季预，为渤海太守。游道弱冠随父在郡。父亡，吏人赠遗，一无所受。”《周书·薛端传》：转基州刺史，至州未几卒，“遗诫薄葬，府州赠遗，勿有所受”。能如是者盖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