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七）策试之制下
    策问之法，渐变而近于考试，其于政事，遂绝无所益乎？曰：否。射策者，帖经墨义之所本也。秀才策事，亦泛问经义，则大义论策之所本也。唐世秀才之科废绝，然进士偏重诗赋，实即南北朝来秀才策试兼重文辞之习。故唐世之进士明经，实即前世之州郡秀孝；所异者，前世选举之权，操之郡县，至唐则可投牒自列耳。然则科目之制，其所由来者远矣。后世科目之法可废乎，则前世秀孝之举，考试之法，亦可去矣。
    世有说立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稚川《审举》之篇是也。其言曰：“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所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吏，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受赇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者与同罪。试用此法，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知天下贡举之不精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夫丰草不秀瘠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闇蔽也。假令不能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艺文，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儿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励于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向使非汉武之世，则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考课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不俟终日矣。予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计可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之，临试之时亟赋之，人事因缘于是绝。当答策者，皆可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违犯有罪无赦。如此，属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若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以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矣。”案后世科目之利，曰官不立学，虽立亦有名无实，而人自勤学，文教于是覃敷也。其制，虽不能必得才，亦不足以得上才，而究愈于不试，实未有他法以代之。而其关防之法，则不得不严。唐、宋、明、清行事，皆足为证，稚川一一言之，若烛照而数计，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辨之者精，察之者审也。君子是以贵好学深思也。
    汉世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孝廉课试，始于左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此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即补以此之一、四也。以理论之，诚设四科，乃为该备。然才德不可试诸一时，故左雄专于儒吏也。儒吏之中，则不宜有所偏重矣。稚川又曰：“汉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人仕。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难晓，小吏多顽，而使之决狱，是以死生委之，以轻百姓之命，付无知之人也。作官长不知法，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决其口笔者，愦愦，不能知食法与不食，不问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断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此后世明法之科所由立也。宋承唐制，科目甚多，熙宁变法尽废之，独立新科明法，以待士之不能改业者。有用无用，夫固较然不可诬。而后世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之多，亦由明法之科之废，科目偏重儒学也。稚川言之于千载之前，亦若烛照而数计矣。
    稚川又曰：“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夫衡量小器，犹不可使往往而有异，况人士之格，而可参差而无检乎？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不偏废也。惟其土宇褊于中州，故人士之数，不得钧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谢上国也。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案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凡四十年。据《孔坦传》：秀孝策试之令，当在建武、大兴之间，稚川之作，疑在是时。据其言，则北方秀孝之试，因乱旷绝，南方实迄未举行，非关丧乱也。又案《晋书·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则其后虽复策试之制，依然有名无实矣。又《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不试。
    《晋书·挚虞传》云：“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阮种传》：“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举种。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此二者即一事。《虞传》载策问曰：“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种传》载诏辞曰：“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实一诏而史氏辞有异同，可以为证也。《郤诜传》载诏辞云：“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则此事当在泰始七八年间，《本纪》不载其事。再策由于毁誉之辞，实不如马氏所云“意有未尽”。然此等事当不多，其大体固当如马氏所云耳。然疑有弊而亲策，则实不自宋祖始矣。亲策也而腾谤者谓其因缘假托，则当时关防，殊不严密，稚川所以欲立法以防所对之奸与？策问令再举人，亦明阻被荐者至再令荐举之意。而惜乎二人之皆无所举也。虞对曰：“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种对曰：“文武隐逸之士，幽贱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