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六）策试之制上
    《文献通考·选举考》引致堂胡氏之言曰：“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马氏曰：“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案对策与射策不同，射策者，疑其人之不能而试之；对策则以其人为贤知而问之。《汉书·萧望之传注》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马氏又云：“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亦然。”由此也。然至后世，则对策其名者，亦不免射策其实矣。
    《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以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以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闇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其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甘卓传》：“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古通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湘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俭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经史。于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惟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又耻衒耀取达，遂归，终身不仕，卒于家。”观此二事，可知虽秀才之试，亦已渐同经生之业。《石勒载记》言其立秀孝试经之制，盖亦有所因循。至于孝廉，则《魏舒传》言其“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则几同国子明经之举矣。
    秀才之试，虽究与射策有异，又变而崇尚文辞，此在北朝，其弊最显。《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还冀州，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刘景安与崔亮书，谓：“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魏书·崔亮传》。可见二者之分野矣。《魏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所谓才清，盖亦长于文辞耳。《隋书·杜正玄传》：“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北史》正玄附《杜铨传》后，述此事颇有附会之辞，不如此之可信。此几纯以文辞为重，亦北朝之余习也。南朝似略愈于此，而其实亦不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又云：云“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得之何生矣”。则所重亦在其文。《顾协传》：“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斯作。”《孔休源传》：“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足称王佐之才。”似其人深明于当世之务者，实亦未必不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也。姚察谓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江淹任昉传论》。可以知其变迁矣。
    或曰：马氏所举董仲舒、挚虞、阮种之流，皆贤良也，此后世制科之先河，秀才则与孝廉同为常举耳。其策之之法，自不能无异。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举秀才，友人遗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是则秀才对策，亦未尝不可极其謇谔矣。《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七月，“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三年，六月，“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所谓民秀，盖即去岁所召也。太和七年，正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远烛，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苟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背公下比，不徒远愧始元之贤良，亦且近惭延兴之民秀矣。然魏孝文之问之，则固得枉于执事毋悼后害之义，此盖由其兴于代北，究较中原为质朴故也。
    《齐书·谢超宗传》：“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超宗议：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与其俱奇，一亦宜采。诏从宰议。”清问当求奇士，考试自贵兼通，舍奇求多，亦对策渐近射策之一证。
    策试非独秀、孝。《孔坦传》言：“坦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元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杀君，污宫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废仲尼也！竟不能屈。”此不徒亲策以时事，亦且如马氏所言，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矣。《魏书·文苑·温子升传》：“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此云射策，当系对策，盖二者之实渐淆，其名亦随之而淆也。所召者为辞人，所取者为子升等，可见徐景安所云“朝廷贡才止求其文”者，尚不仅指秀才言之也。然则唐世进士之浮华，其所由来者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