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七）郡县乡里之学下
    乡里之学，又分二级。古者学于其里之校，而升入其乡之庠序是也。见《古学制》条。后世法令设学，大抵至乡而止。王莽奏立学官，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是已。见上条。《旧唐书·礼仪志》：武德七年，二月，“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观此，知有学者不必皆有人教授。其措施亦与前世同。《通鉴》云：“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旧唐书·食货志》。如所言，则乡有五学，近乎何休所云八十家为里，中里为校室者矣，亦见《古学制》条。疑其说误也。然此等法令，皆成具文，究乡置一学，抑里别置学，亦不足深较也。《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所。二十五年，二万四千四百余。二十八年，二万一千三百余。其数之多如此，必兼乡以下学言之。其名存实亡，已见上条。明世设学，最称普遍。洪武八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本纪》。史所载，尽力于此者，亦有数人。《明史·杨继宗传》：成化初，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循吏传》：方克勤，为济宁知府，立社学数百区。马绍恩，知绍兴府，广设社学。《文苑传》：张弼，迁南安知府，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然实凤毛麟角而已。
    官府之所为，既不足恃，则人民不得不自谋。受教最易者，自为父兄。元至元二十八年令所谓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也。见上条。然父兄不能皆有学，则不得不别求师。于是有以此为业者。《汉书·艺文志》所云闾里书师，《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所云原邻舍之师，《元史·列女传》所述之王德政皆是也。皆见《束修》条。《元史·忠义传》：王佐，“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此盖在城市。《孝友传》：王思聪，“素力田，农隙则教授诸生，得束修以养亲”。此则在乡村矣。《隋书·李密传》言：杨玄感败，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为刘智远，聚徒教授。密是时必不敢居通衢大道。《宋史·马仁瑀传》：“十余岁时，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于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亦必人烟寥落，乃可为所欲为。《元史·崔敬传》：“出佥山北廉访司事，按部全宁。狱有李秀，以坐造伪钞连数十人，而皆与秀不相识，敬疑而识之。秀曰：吾以训童子为业，居村落间，有司至秀舍，谓秀为伪造钞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诬服耳。”盖亦以所居僻左而疑之也。然则虽甚荒僻之地，亦有童子师矣。《金史·隐逸传》：薛继先，“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则山陬亦有之矣。《明史·刘显传》：“南昌人，生而膂力绝伦，稍通文义。家贫落魄，间行入蜀，为童子师。”又可见求之者众，故虽羁旅之士，亦可以此自业也。此等童子师，盖与古里校之教相当。稍进则为乡校，与古庠序相当，其所教亦有进焉。马仁瑀之师，能教《孝经》，已可与邴原之师侔，而非闾里书师仅教识字者比。《宋史·安焘传》：“年十一，从学里中，羞与群儿伍，闻有老先生聚徒，往师之。先生曰：汝方为诵数之学，未可从吾游，当群试省题一诗，中选乃置汝。焘无难色。诗成，出诸生上，由是知名。”《元史·儒学传》：戴表元，“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事在宋世。此所教者，皆当时应试之事。《五代史·刘岳传》：岳以遗下《兔园册》诮冯道，道大怒。欧公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实亦应试者所诵习之书也。《宋史·陈襄传》：“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唱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则又超出于为应试之学之上者矣。《陈书·儒林传》：顾越，吴郡盐官人，“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齐书·高逸传》：顾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欢亦盐官人也。《唐书·陈子昂传》：“六世祖大乐，当齐时，兄弟竞豪杰，梁武帝命为郡司马。父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振乡里。子昂年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此盖最难施教者。而“他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旧五代史·乌震传》，言其“少孤，自勤于乡校”。《金史·赤盏晖传》，亦言其“少游乡校”。《元史·吴澄传》云：“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则乡校所造就者颇多。《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三四千里间，往往碁置，其教之被于社会者，亦可谓广矣。《旧唐书·苗晋卿传》，言其“归乡里，出俸钱二万为乡学本”。《明史·杨恒传》，言其外族方氏，建义塾，馆四方游学士。详见《束修》条。则惓惓于此者颇多。盖有由也。
    有力者延师于家，以教其子弟，亦历代有之。《宋史·欧阳守道传》：“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里人聘为子弟师。”《杨棪传》：“少能词赋。里陈氏馆之教子。”《马廷鸾传》：“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余天锡传》：“史弥远延为子弟师。”《元史·孔思晦传》：“远近争聘为子弟师。”《儒学·宇文公谅传》：“弱冠有操行。嘉兴富民延为子弟师。”皆是。此事为古之所无。《汉书·孙宝传》：“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设储偫。宝自劾去，忠固还之，心内不平。后署宝主簿。宝徙入舍，祭灶，请比邻。忠阴察，怪之，使所亲问宝：前大夫为君设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为高节也。今两府高士，俗不为主簿，子既为之，徙舍甚说，何前后不相副也？宝曰：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妨？且不遭者可无不为，况主簿乎？忠闻之甚惭。”盖古所谓外傅等，实皆家臣，从师自别是一事，故其说如此也。《明史·儒林传》：周蕙，“为临洮卫卒。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与孙宝可谓异世同揆。生今反古，固不易为。然《宋史·危稹传》言其“迁诸王宫教授。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盖共学尚有切磋之益，独学则无之也。然则延师于家，不徒非礼，亦无益于其子弟矣。
    私家设塾，亦有不徒自教其子弟者。《元史·儒学·张传》：“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开私塾迎之。”此私塾之所教，必非一家之子弟矣。又《史天倪传》：“曾祖伦，少好侠，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士族陷为奴虏者，辄出金赎之。”尤可见家塾聚徒之众也。
    《元史·列女传》：“冯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阴县尹山东李如忠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如忠殁两月，遗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闻如忠殁于官，家多遗财，相率来山阴。冯氏方病，乘间尽取其赀及子任以去。一室萧然，惟余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鬻衣权厝二柩蕺山下，携其子庐墓侧。时年始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则前代民间，已有女师矣。
    乡学二字，寻常皆指下于县之学而言。中国官治，至县而止，故县以上之学，必为官立，乡以下之学，则多为民立矣。然《魏书·高祖纪》：天安元年，九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此乡学二字，实指郡学言之。《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兰萧之体，等教文肆。”其证也。《隋书·梁彦光传》，言其为相州刺史，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此乡学疑又指县学言之，谓相州属县，每县各立一学也。《宋史·毕士安传》：“子仲衍，以荫为阳翟主簿。张升，县人也，方镇许，请于朝，欲兴乡校，既具材计工，又听民自以其力输助。邑子马宏，以口舌横闾里，谩谓诸豪曰：张公兴学，而县令乃因以取诸民，由十百而至千万，未已也，君将不堪。诚捐百金与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诣府，宣言县吏尽私为学之费，又将赋于民。升果疑焉，敕县且止，又揭其事于道。令欲上疏辩，仲衍曰：无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辩自直矣。会摄县事，即逮捕验治，五日，得其奸，言于升，流宏鄂州，一县相贺。”此乡校，亦必郡县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