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六）郡县乡里之学上
    古时学术之兴盛，教化之周浃，人民自为之乎？抑官府为之乎？曰：人民自为之也。往时官府之所为，多有名而无实。
    凡事必本大而末小，然后能固。故郡国者，京师之本也；乡里者，郡国之本也。此义汉人犹知之，至后世则稍湮晦矣。公孙弘之请置博士弟子也，曰“建首善自京师始”。《史记·儒林传》。不曰建三雍、立大学而治道遂备也。其后汉人之所为，正是如此，则论者多訾之，读《汉书·礼乐志》可见。然非汉世法令无令地方兴学之事也。《汉书·循吏文翁传》言：“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此令为中国一统后中央令地方立学之始，关系极巨，然他无可考，盖虽有令而未行，故史家视为不足重而未之记，而其事亦末由散见于他处也。王莽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平帝纪》元始三年。其制尤为美备。然其未之行，更不待言矣。自此以后，法令亦无不令地方立学者。虽丧乱之世，偏安割据之国犹然，而一统之世，清晏之时，更无论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八年，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此丧乱之世，亟图兴学者也。《晋书·石勒载记》：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龙载记》：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苻坚载记》：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姚苌载记》：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此皆割据之国，于戎马倥偬之际，犹欲立学者也。《梁书·儒林传》：天监四年，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办理尤为切实。然亦终于为法令而已矣。
    至赵宋以后，而情形乃渐变。盖自汉武帝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学校久成为选举之一途。选举有登用人才之意者二：一为学校，一为科目。以为世信重论，学校远非科目之比，然科目亦不能全与学校脱离，故至近世，二者遂互相依倚。其事始于宋庆历四年，范仲淹令士必在学三百日然后得应试，而成于明世之学校储材，以待科举。于是有应科举之人处，必当有学校，而学校不得不遍设矣。故宋庆历四年，实为学校制度变革之一界限。前乎此者，法令有设学之文，而实未尝设。间有设者，存乎其人，人亡则政息。后乎此者，则逐渐设立，寖至各郡县皆有学，不过实不事事而已。虽同是有名无实，而其所谓有名无实者，又各有不同也。
    然则宋以后郡县之学，究较唐以前为盛也。此亦民间好学之风气，有以阴驱而潜率之，非尽官府之力也。《宋史·祖无择传》，言其“出知袁州。自庆历诏天下立学，十年间，其弊徒文具，无命教之实。无择首建学官，置生徒，郡国弦诵之风，由此始盛”。又《宋绶传》：子敏求。“尝建言州郡有学舍而无学官，故士轻去乡里以求师，请置学官，后颇施行之。”然则庆历令天下立学，实亦徒有其名也。宋世郡县之学最著名者，莫如湖学。此自由滕宗谅之好兴学，胡瑗之善教，与政令何涉哉？书院在宋世，风起云涌，官立者固多，私立者尤众。即以官立者论，官何不兴学校而必立书院？毋亦以学校为官办之事，拘于法令，难于求功，易于丛弊，书院则为民间新兴之事，办理易于认真乎？《忠义·尹谷传》言：“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谷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此其向学之精勤，临变之镇定，民族之正气存焉，岂徒禄所能劝哉？《金史·胡砺传》言：定州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此等亦必有其由，特史未详言耳。
    《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此就当时民间之情形而整齐之者也。看似规画精密，实则官一无所为也。其为官所当为者，亦一无所就。《明史·选举志》云：“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倶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观“名存实亡”四字，便可知元代所谓学校者为何如。然明代学校之盛，如《明史》所言者，恐亦未必不徒以其名也。《叶伯巨传》：伯巨以洪武九年上书，有曰：“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观此，知明太祖并未能变元代学校名存实亡之习。以太祖之严厉，当立法之初，而犹如此，后世自更不必论。《张昭传》云：天顺三年秋，建安老人贺炀上书论时事，言：“今铨授县令，多年老监生。逮满九载，年几七十，苟且贪污。”未几，又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镕士类。而师儒鲜积学，草野小夫夤缘津要，初解兔园之册，已厕鹗荐之群。及受职泮林，猥琐贪饕，要求百故，而授业解惑，莫措一词。生徒亦往往玩愒岁月，佻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太学。侵寻老耋，幸博一官。但廑身家之谋，无复功名之念。及今不严甄选，人材日陋，士习日非矣。”其言如此，则明除各府州县皆有学官外，亦何以异于前世哉？
    然明世学风，虽云颓靡，学中尚颇有人。《明史·魏骥传》：“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诸生感奋，多成就者。”《彭勗传》：“除南雄府教授。学舍后有祠，数见光怪，学官弟子率祷祀，勗撤而焚之。”《陈选传》：“督学南畿。按部常止宿学宫，夜巡两庑，察诸生诵读。”皆其证也。以吾所见清世之学校，则绝无此事矣。又《明史·列女传》：“吴氏，满州廪生卢清妻。清授徒自给。后失廪，充掾于汴，愤耻发狂死。”盖以学不及降等。则明世犹有甄别学生行业之事，清世亦非以他案无黜革矣。教官非无积学者，亦非无师之者，然自是师其人，非以其为教官也。然则学校之迁流，势自趋向于有名无实也。其故何哉？往时学术之兴盛，教化之周浃，久不系乎官立之学。官立之学，只是以利禄诱人；以利禄诱人，其效本不过如此而已。《清史稿·选举志·学校》云：“凡新进生员，如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以次期新生入学为满。”又云：“教官考校之法，有月课、季考。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者，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试卷申送学政查覆。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然《职官志·国子监》云：“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则监生已不尽坐监。月课之举行，征诸闻见，亦决非至嘉庆而后废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