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二）豪强占田之害
    豪强之占田，所病者实不尽在其租额之重，而在其收租之酷；又不尽在其收租之酷，而在其规避诸赋役，而尽并诸平民也。明之庄田，人知其为虐政矣，然其租额，不过银三分、米五升，多者乃银五分、米廿升耳。《明史·李敏传》：敏以成化二十一年，召拜户部尚书。“当宪宗末，中官、佞幸，多赐庄田。既得罪，率辞而归之官。罪重者夺之。然不以赋民。敏请召佃，亩科银三分，帝从之，然他庄田如故。会京师大水，敏乃极陈其害。请尽革庄户，赋民耕，亩概征银三分，充各宫用度。无皇庄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权要庄田，亦请择佃户领之，有司收其课，听诸家领取。时不能用。”《周经传》：孝宗“以肃宁诸县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殴民至死。时王府、勋戚庄田，例亩征银三分，独鹤龄奏加征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诸王传》：英宗第二子德庄王见潾。“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韩文传》：“保定巡抚王璟请革皇庄。廷议从之。帝命再议。文请命巡抚官召民佃，亩征银三分输内库，而尽撤中官管庄者。大学士刘健等亦力言内臣管庄提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余如文议。”此新诏所由来也，观此，知庄田租额，虽略有高下，然定法银不过三分，米至二十升，亦为最多矣。而其收租，则弘治时李敏极言其害，曰：“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人骨。”见《明史·食货志》。亦见本传。甚至如神宗时，福王庄地，散在诸省，“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食货志》。此乃盗贼也，其可忍乎？然犹可诿曰：此固法所不许，在政治清明时，即不能有此等事也。若其规避赋役，则并自托于法令，以为荫蔽矣。宋政和时，品官限田，一品百顷，降杀以十，至九品而为十顷。南渡后则一品为五十顷，降杀以五，至九品而为五顷。身死减半，荫尽，役同编户。见《宋史·食货志》。此已不为不厚矣，然其所依托，则远不止此。《宋史·本纪》：高宗绍兴元年，十二月，“诏官户名田过制者，与民均科”。二十九年，三月，“限命官子孙制田减父祖之半。并其诡名寄产者，格外田亩，同编户科役”。孝宗乾道四年，九月，“限品官子孙名田”。皆为此辈发者也。《食货志》：绍兴六年，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谢方叔所以太息于“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也。引见《宋末公田》条。
    《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仁宗纪》：延祐五年，十月，“敕僧人除宋旧有及朝廷拨赐土田免租税，余田与民一体科征”。《文宗纪》：天历二年，十二月，“诏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赐予者，悉除其租，其有当输租者，仍免其役”。此等亦皆沿自宋世，陈坚等所以痛心疾首于“琳宫梵宇”也。亦见《宋末公田》条。
    《宋史·孝义·侯可传》：“调华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椟，出券归其主。”多质田而不占籍，盖亦利免赋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