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三）异族间兼并
    财利无国界也，故虽异国异族之间，亦有互相兼并之事。《宋史·蔡挺传》：知渭州。“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资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又《贾昌朝传》：判大名府。“边人以地外质，契丹故稍侵边界。昌朝为立法：质地而主不时赎，人得赎而有之。岁余，地悉复。”又《西南溪峒诸蛮传》：乾道十一年，“禁民毋质瑶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从知沅州王镇之请也”。足见南北皆有其事矣。蔡挺能体恤质举者，甚善。然官吏能如是者绝鲜，且身亦图利，遂至积涓涓之流，成滔天之祸焉。《圣武记·乾隆湖贵征苗记》云：“苗之未变也，畏隶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户、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初，永绥厅悬苗巢中，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兽穷则啮，于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复故地，而群寨争杀，百户响应矣。”指欲复故土者为奸，可乎？清世“内乱”之炽，实始于其所谓川楚“教匪”者，而川楚“教匪”之炽，实以湖贵苗起事掣其兵力之故。所谓积涓涓之流，而成滔天之祸者也。虽然，兼并之召祸，初不自乾隆中始。雍正之西南土司改流，盖亦以是为先驱焉。《清史稿·杨名时传》：名时于乾隆元年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糜，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帖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俛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熟苗所耕，当亦苗地，顾为汉人之佣，其地盖为汉人所巧取豪夺。既已奴役熟苗矣，乃又以之为介，而进侵生苗之地，苗人安得不反抗？名时云：“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明苗地当还诸苗矣。又《孙嘉淦传》：嘉淦于乾隆七年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与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于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于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于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于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其谓苗地当还诸苗，实与名时如出一辙。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鄂尔泰、张广泗等其人也。
    《清史稿·循吏传》：李大本，附《谢仲坃传》。乾隆时为宝庆府理瑶同知。“横岭峒苗乏食，吁官求粟。大本多方振之。复为苗民筹生计。请于上官曰：横岭峒自逆渠授首，安插余苗，因恶其人，故薄其产，每口授田，才三十穳至四十穳。每穳上田获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无多；又峒田稍腴者，尽与堡卒，极恶者方畀苗民；岁入不足，男则斫柴易米，女则劚蕨为粉，给口实。年来生齿日繁，材木竭，米价益昂，饥饿愁叹，深可怜闵。恐不可坐视而不为之所。见有人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亩。旧募汉民佃种，出租供饷。奸良不一，屡经洮汰。请视苗民家贫丁众者书诸簿。有汉佃应除者，即书簿之苗丁，次第受种，出租如故，则苗民得食，而饷亦无亏。乃补救之一端。议上，不许。后巡抚陈宏谋见之，曰：此识时务之言也。将陈其事。会他迁，未果。”此汉人战胜苗、瑶后攘夺其土地之一事也。
    又《徐本传》：雍正十年，擢安庆巡抚。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改流后之土司，殆古所谓寓公也。诸侯不臣寓公，而清人遇之之薄如此。
    不徒内地也，即台湾亦有兼并之患。《清史稿·陈大受传》：乾隆十一年，调福建巡抚。十二年，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谷二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报可。”重利盘剥之无孔不入如此。
    汉人每能盘剥他族者，以其生利之力较强也。《清史稿·常明传》：嘉庆十五年，为四川总督。“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十七年，常明疏请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编査入册，不追既往。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报可。”此数十万人之入“夷地”，必多由“夷人”招募者矣。又《吴杰传》：道光十三年，川南叛夷犯边，师久无功。疏言：夷族“不谙农事，汉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渐辟硗卤为膏腴，群夷涎其收获，复思夺归。构衅之原，不外于此。今当勘丈清厘。凡汉民屯种夷地，强占者勒令退还，佃种者悉令赎归；无主之田，垦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迁移，画为汉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观此，知汉人侵占，事实有之，然夷族召募，亦不可云无。既化硗卤为膏腴，复艳收获而思攘夺，自非事理之平。然则汉、夷龃龉，咎固多在汉人，而亦不可云尽在汉人也。
    《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嘉定七年，臣僚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谓之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捍蔽。其初区处详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罚。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繇役，故皆乐为之用。边陲有警，众庶云集，争负弩矢前驱，出万死不顾。比年防禁日弛。山瑶、峒丁，得私售田。田之归于民者，常赋外复输税，公家因资之以为利，故谩不加省。而山瑶、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责其偿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瑶人，或导其入寇，为害滋甚。宜敕湖广监司檄诸郡，俾循旧制毋废，庶边境绥靖，而远人获安也。”此熟户、山瑶、峒丁，正与清时贵州之熟苗同。
    《清史稿·冯光熊传》：为贵州巡抚。嘉庆三年，春，疏请“申禁汉民典买苗田，及重债盘剥，驱役苗佃”。光熊与于平苗之役，足见苗叛实由汉人侵夺其土地也。又《谢启昆传》：嘉庆四年，擢广西巡抚。“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于客民，辄以田产准折。启昆请禁重利盘剥，违者治罪，田产给还土司。其无力回赎者，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田归原主，五年为断；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驯愚，物产稀少，藉贩运以通有无也。”此可见所盘剥者不仅苗民，并及其酋长，而从事盘剥者，又非仅农民而兼有商人矣。又《甘肃土司传》，言其“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不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云。此乃逐渐受汉人之剥削，不待干戈而灭亡者。知土地可以买卖为封建之大敌也。
    《清史稿·鄂尔达传》：乾隆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具、籽种、日用，皆贷于鄂尔多斯。秋收余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于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此又塞外部落酋豪，招致汉民，加以剥削者也。然中原之主，亦有剥削外族者。《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七年，十月，“诏以羊十万付乌古里、右垒部畜，收其滋息，以予贫民”。此则汉武帝之出牝马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