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五）清谈四
    裴頠《崇有》之论曰：“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晋书》本传。其说甚辩，然未足以服贵无者之心也。頠之意，乃谓人不能不自爱其生；欲全其生，不能无资乎物；众皆有求，争夺斯起，故不可无礼以为率由之准。而不知贵无者之欲去礼，正以其不足以为率由之准也。奚以知其然也？魏太祖令，谓州人说祢衡受传孔融之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此等议论，非恒人思虑所及，可知其必出于融，非诬辞也。是融能破世俗所谓父子之义也。《典略》云：“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宁，招合徒众，欲图不轨，此乃诬辞。融非功名之徒，安得有篡夺之念。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魏志·王粲传注》引。是融能破世俗所谓君臣之义也。君臣父子之伦，乃昔专制之世所最不敢訾议者，而融能毅然反之，足征其识解之超矣。魏文帝既受禅，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阮籍为晋文帝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晋书》本传。《传》又曰：“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此权辞以释众议耳，非其本旨也。则知冲决网罗，为凡谈玄者之所共，而非孔融之所独矣。籍、咸、嵇康、刘伶、谢鲲、胡毋辅之父子，毕卓、王尼、羊曼之伦，所以必蔑弃礼法者，毋亦其视之与方内之士大异，觉其然不安，而不可以一日居邪？
    王坦之《废庄论》云：“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晋书》本传。其意略与裴頠同。然亦未思拘守世俗之礼者，未可云能摄其契也。
    李充《学箴》云：“老子云绝仁弃义，家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也。道德丧而仁义彰，仁义彰而名利作，礼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化之以绝圣弃知，镇之以无名之朴。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见形者众，及道者鲜。不觌千仞之门，而逐适物之迹，逐迹愈笃，离本愈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又曰：“世有险夷，运有通圮。损益适时，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为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违，去其害仁义者而已。”《晋书》本传。其论最为持平也。
    然当时放诞之士，初非见不及此，乃皆藉以为利耳。戴逵之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理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晋书》本传。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江惇谓“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而亦道之所弃”，《晋书》本传。其意亦与逵同。夫情有所不安，不能自克，以就当世之绳墨，虽或以是贾祸，其志固可哀矜；至于以是徼名利焉，以是图便安焉，而其心不可问矣。此又刘伶、阮籍之徒之所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