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一声炸响，原来是鸡鸭公司总经理刘经三将手中喝水的瓷碗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寂静的会场里，无疑就像一声霹雳，让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
    说来也不知是不是巧合，还是老天向人预示这什么，随着瓷碗被炸碎的声响，屋外天空滚过几声炸雷。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霹雳之钧的那段佳话。
    瓷碗爆碎在地上，炸雷滚动在天上，接下来就是鸡鸭公司总经理愤怒的谴责声：“这还有没有公理可讲了，分明是杀人凶手，分明是乱杀无辜，听口气这个运其昌倒成了受害者了！”
    刘经三是中共牟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胶东特委委员。在其领导下，牟平的“抗税会“、“抗租会“、“读书会“、“互济会“等组织纷纷建立，党的影响不断扩大。
    1932年冬天，中共胶东特委在刘经三家乡附近的霄龙寺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鸡鸭公司“，刘经三为经理。从家里拿出的第一笔活动经费用完后，无处筹款，为支持联络站的工作，刘经三不惜变卖家产，并把家中的十几箱蜜蜂送到联络站，以支撑经费不足局面。
    说起刘经三，刘经三的另一一段佳话特别让人津津乐道，因为刘经三为了凑筹革命经费，九十六计都使用过了，还是缺口一百块现大洋，这次凑筹的经费是是给武装“打狗队”买枪，是从一位国民党军一个连长手中买十三条快枪，这快枪是一式的汉阳造，从军火库刚提出来的没有使用过的钢枪，因此这个国军连长把价钱咬得很死，少一个子都不卖。据说还有黑山上的土匪也在打这十三条快枪的主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批枪对革命队伍上是很重要的，刘经三绝不能这样坐失机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经三想到了他的父亲，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他的父亲可以给他想想办法了，所以那天夜晚，刘经三趁着夜色带着人亲自绑了自己父亲的票。
    刘经三出的这个“下策“，时间是选在清明节的前夜。那个夜晚，刘经三伙同一位同志敲开自家门，用短刀抵住打开门的父亲，把麻袋从头上套下将其扛走，在院子里留信说“明日日落之后，将一百块大洋送到西土地庙香炉底下，钱到人归“。
    绑票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一般做绑匪的大多是惯匪，生性顽劣，杀人越货；有的是为了生活，有的是为了与官府做对，专门绑走、对付那些大地主、还有那些官宦人家，开出的价钱一般说一不二，钱到人还，如果有个小动作那就杀人撕票，这个是从不讲客气的！
    绑匪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钱，钱到人归，毫发无损。当然了绑匪中也有穷人老实人，这些穷人老实人生活不下去了，被逼落草为寇，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善良，不对付穷人，但时间长了，匪性见长了，也会拿穷人开刀，甚至把穷人当人质杀鸡儆猴，也不是没有的事。
    绑票怎么说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刘经三的家遇上了这样的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赶快凑钱救人，第二天，家人如期将钱送到，父亲刘文周当即被放了回来。家人惊喜之余，又在过道发现一封信，信上是这样写得“各位大人，膝下敬禀者乃不肖男经三，为革命事，借贷无门，只得用不恭之举暂借大洋百元，他日事业有成，加倍偿还。不肖之子刘经三。“
    别说是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儿子“绑架“父亲也是大逆不道的，但刘经三是为了要钱闹革命，周围十里八村的人知道后，不但没有一声谴责，都感慨刘经三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也感慨其父亲刘文周的开明大义。刘经三的父亲刘文周是一位开明乡绅，刘经三的父亲刘文周教过书、行过医、经过商，主张社会革新，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识字学文化。在胶东处于白色恐怖时，他曾掩护了胶东党的领导干部宋绍九、于子聪、于得水、于烺、于炳斋等多名革命干部，只求付出，从来不思回报！
    自己被绑原来是儿子刘经三所为，刘经三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后，不但没有生气，很理解儿子，还为儿子的作为感到骄傲，因为儿子跟着共产党走没有错，共产党不是匪，革命党人所说的共匪，共产党行的端，走的正，如果他们真是匪的话，他们没有了经费他们也可以去绑别人的票，可他们没有这样做，儿子帮老子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不过是要钱的方式有些特别而已。从此，刘文周老先生更加支持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因为他从儿子的事业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作为鸡鸭公司总经理，特委委员，牟平县县委书记的刘经三毕竟年轻，血气方刚，真的被国民党八十一师运其昌的无耻给激怒了，一张嘴就充满了火药味，紧接着开会的其他党员干部也都义愤填膺，纷纷声讨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为，特委委员刘松山说：“刽子手们都毫不避讳他们连老人妇女孩子们都不放过，他们也有杀人杀得手软的时候，要不然的话，那些吃奶的孩子他们能放过？”
    一直都文质彬彬的李厚生也说话了，李厚生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待国民党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一革命的暴力反击反革命暴力！”
    李厚生，曾用名李明，1904年出生在山东招远县高山洼村。初中肄业后到道头小学任教。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同年，与一部分进步师生组织“少年同志社”，传阅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26年初，在莱阳田家村创立“少年同志社私立高级小学”。李厚生任校长，兼做义务教员。翌年，反动当局阻挠，学校停办，李厚生去南方寻找革命组织。1928年，在福建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红色互济会”。1932年回到招远，与王德安等以道头“五小”为阵地，开展救亡活动。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道头中心支部书记。不久，因对外影响较大，不便掩护，转移蓬莱、黄县一带活动，被选为中共莱阳中心县委书记。李厚生当教师办报纸，连说话都是这样书卷气很浓。
    今天夜里，共产党胶东核心人物几乎都在霄龙寺开会，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们他们越说越激动，就恨不得真得上战场跟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战斗，替黄山惨案中的冤魂报仇雪恨，由于激动声讨声音不知不觉中就越来越大！
    更深夜静，又这么多人聚集在嶞崮山霄龙寺西院开会，霄龙寺那个时候很是有些破败，并不像现在这样富丽堂皇，大体上分三个院子，西院为刘经三的鸡鸭公司，中院为大堂，供奉着佛祖，东院里是方丈僧人的居室，西院是特委租赁寺院的，名义上是开鸡鸭公司，实际上就是中共胶东特委的秘密联络站，重要情报，新搞到的武器弹药都要经过这里中转，分派到各县区，各县一般都成立自己的武装，武装的名称很不统一，有叫“打狗队的”专门收拾那些跟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铁杆地主武装狗腿子；也有叫“特务队”的，他们是专门执行县委指示，武装保卫各级组织安全的。
    霄龙寺今晚这么多人集中在这里开会，作为特委书记的张静源就担心能引起地主武装和国民党乡政府，村公所那些“疯狗们”的注意，一般地说国民党县以下的各级政府权利，都是掌握在大地主资本家的手里，他们既是各种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他们不管制定什么样的规则，都是对他们有利，有利于他们更方便地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官府和豪绅地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榨剥削、横征暴敛，尤如敲骨吸髓，弄的民不聊生。仅田赋一项，一年就要预征数次，而且一两田赋银子需折合几元钱。除正粮（田赋）外，还有地方附加和其他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令人难以想象。诸如：教育费、地方建设费、军队支应费、军队过境费、花生地亩捐、花生米捐、小榨捐（榨花生油）、大榨捐（榨豆油）、白油捐（花生油称白油）、篓头捐、小车捐、过路捐、羊只捐、羊毛捐、屠宰税、牙行税等，不胜枚举。农民在这些“赋”、“税”、“捐”的重压下，再怎么能干的农民都是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政治欺压，就更无生路。
    还有一点，特委书记张静源担心开会的声音搞的太大影响了东院僧人们的休息也不好。这个时候，特委书记张静源站起身来，用手做了一个向下压的手势，说：“同志们，静一静！”
    屋内的声音小了下来，屋外的雨声却大了起来，谁都不知道屋外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这个时候，外面天更黑了，风更大了，雨哗哗地下着，风雨之中，房门忽然被撞开了，刘经三手下的一名打狗队员冲了进来，这名打狗队员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湿透，队员进门报告说：“大事不好了，李歪脖带着数百个民团向霄龙寺摸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