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延长他短短两分钟的生命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走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我想娶她。
    欧拉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可能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给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来，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人越来越接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呃，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街道仍空荡无人。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风挡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为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个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旋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侮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海伦娜的人生，就算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是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们面对死亡永远准备不足，总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她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登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上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登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发给联系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最后韦伯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
    96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汉堡。
    给海伦娜写完信，我打开水壶，摊开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把信装了进去。我取出刺刀，在水壶上刻下海伦娜的姓名、地址，然后走入黑夜。我一走出门就感受到热浪袭来。热风撕扯我的制服，头上的天空犹如污秽的黄色拱顶，耳中除了远处的火焰怒吼声，只能听见玻璃碎裂声和那些无处可逃之人的尖叫声。传说中的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轰炸已经停止。我沿着已称不上是街道的街道行走，它只是一条穿过空旷地区的柏油路，两旁尽是一堆堆的废墟。“街道”上仍矗立着的只有一棵烧得焦黑的树，伸出女巫手指般的树枝指向天际，还有一座被火焰吞噬的房子。尖叫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我走近房子，只觉得每吸一口气，肺脏都像要被烤焦似的。我转身朝港口的方向走去。而她，那个小女孩，就在那里。我经过她身旁，她睁着极度恐惧的黑色眼眸，拉住我的夹克，叫得极为惨烈，几乎要把心脏喊出来了。
    “妈妈！妈妈！”
    我爱莫能助，只能继续往前走。我已看见一副人骨站在顶楼刺眼的火焰中，一只脚卡在窗台边缘。但那小女孩继续跟着我，尖叫着求我救她妈妈。我试着走快一些，但她细细的手臂抓着我，一直不肯放手，我只能拖着她往下方那片火海走去。我们继续向前走，形成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人像是铐在一起，一同踏上灭亡之路。
    我哭了，是的，我哭了，泪水一渗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是谁停下了脚步，但我把她抱了起来，转个方向，回到旅店，上楼走进房间，用毛毯把她包起来。然后，我拿下另一张床的床垫，放在她床边的地上，躺了下来。
    我一直未能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因为入夜后她就不见踪影。但我知道她救了我一命。因为她，我选择了希望。
    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
    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船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纳”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去。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片，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并向他说明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纳”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
    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咯咯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
    洲际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
    “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
    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外面的城市声响，试着念出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也许行得通。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
    ……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大后方的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是命案通缉犯，只会比当逃兵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人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
    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居德布兰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是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
    我很担心认识辛德的人会出现。幸好他的家乡比我的家乡更偏远，不过仍然有亲人可以指认他。
    我今天走来走去思考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我去杀了我（辛德）那个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让人惊喜万分。这道命令是为了测试我是真的想加入反抗军还是来当间谍的。丹尼尔跟我几乎爆出笑声，仿佛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他们竟然要我去杀了那些可能掀我底牌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群伪士兵的领导人认为弑兄命令太过火，他们躲在安全的森林里对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我决定在他们改变心意之前，完成下达的命令。入夜之后，我就去城里，拿出我的枪。我把枪和制服藏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搭上我来奥斯陆的同一班夜车。我知道辛德家的农庄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只要问……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奥斯陆。
    又是奇怪的一天。整个挪威都因为获得解放而欢欣无比。今天奥拉夫王储和政府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我不想大费周章跑去港口观看，但我听说奥斯陆有一半的民众都挤到了港口。今天我穿着便服走上卡尔约翰街，尽管我的“士兵朋友”都不了解我为何不想穿上反抗军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这种时刻，反抗军制服对年轻女人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女人和制服——如果我没记错，女人在一九四〇年也很喜欢追逐党卫军的绿色制服。
    我走到皇宫，想去看看王储是否会站上露台说几句话。皇宫外也聚集了很多民众。我到皇宫的时候，警卫正在换班。换班仪式是一场依循德国标准的可悲演出，但人们照样欢呼喝彩。
    我希望王储会在这些所谓善良的挪威人头上泼一桶冷水，这些人就跟被动的观众一样坐在旁边观看了五年，没有替任何一方抬起过一根手指，现在却高声呐喊要向叛国贼讨回公道。事实上，我认为奥拉夫王储能了解我们，假如传言属实，奥拉夫王储并未和国王及政府官员一同逃往英国，而是留下来和挪威人在一起，分担挪威人的命运，并且在投降期间展现出骨气。但当时的政府官员反对王储留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和国王陷于尴尬的境地：竟然把王储独自留在挪威，自己逃之夭夭。
    是的，我希望年轻的王储（他知道军服怎么穿，跟那些“后期圣徒”截然不同）能对全国上下说明，那些上东线作战的士兵对挪威有什么贡献，尤其他曾亲眼看见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挪威有多么危险（现在仍很危险）。一九四二年，我们正准备被分派到东线时，据说王储曾和罗斯福总统谈过话，并对苏联觊觎挪威的计划表示关切。
    有些人手摇国旗，有些人唱歌，我从来没见过树木如此翠绿。王储今天并未站上露台，我只能耐心等待。
    “他们刚刚从维也纳打来电话，说指纹比对符合。”韦伯站在通往客厅的走廊上说。
    “好。”哈利说，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沉浸在阅读中。
    “有人在垃圾桶旁吐了，”韦伯说，“这个人病得很重，吐出来的血比呕吐物还多。”
    哈利舔了舔拇指，翻到下一页。“哦。”
    一阵静默。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谢谢你，韦伯，没别的事了。”
    韦伯把头侧向一边，并未离去。“我要不要发出警报？”最后他说。
    哈利抬起头，心不在焉地看了韦伯一眼。“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