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咖啡馆不让狗进去。”辛娜说，“请坐。”
    “咖啡馆？”
    “他最近的习惯，”她微微一笑，“去咖啡馆读论文。他说他不坐在家里，脑筋转得比较快。”
    “也许有点道理。”
    “绝对有道理，而且还能做做白日梦吧。”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白日梦？”
    “这个嘛，我不知道。也许可以想象回到青春年华，在巴黎或维也纳的路边咖啡馆喝咖啡。”她脸上又掠过抱歉的微笑，“不说这个。要不要喝点咖啡？”
    “好，谢谢。”
    辛娜走进厨房。哈利细看墙上的装饰，见壁炉上挂着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身穿黑色披风。哈利之前来尤尔家并未注意到那幅肖像。披风男子的站姿稍嫌夸张，眼睛遥望画家身后远处的地平线。哈利走到肖像前，见上面嵌着一块铜质铭牌，写着：奥布雷嘉·康涅里·尤尔，1885—1969。医学顾问。
    “那是尤尔的祖父。”辛娜说，端着一托盘的咖啡用具回到客厅。
    “原来如此。你们有好多肖像。”
    “对啊，”她放下托盘，“那幅肖像旁边是尤尔的外祖父沃纳·舒曼医生，他是伍立弗医院在一八八五年创立时的创办人之一。”
    “这位呢？”
    “尤纳斯·舒曼，国立医院的顾问。”
    “那你的亲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你的亲戚在哪里？”
    “他们……在别的地方。要加奶油吗？”
    “不用，谢谢。”
    哈利坐了下来。“我想问你一些‘二战’时的事。”他说。
    “不会吧。”辛娜冲口而出。
    “对不起，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请教你吗？”
    “我听听看吧。”她说着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战’时你是护士……”
    “对，在东部战线。我是叛国贼。”
    哈利抬起双眼，辛娜冷静地看着哈利。
    “我们这些叛国贼大概有四百人，战后全被判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向挪威当局恳求终止所有刑事诉讼，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挪威红十字会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尔的父亲，就是照片里的那位，动用关系替我减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帮助过两个反抗军男性成员，而且我从来没加入过国家集会党。你还想知道什么？”
    哈利凝视自己的咖啡杯，突然想到奥斯陆有些较高级的住宅区竟如此安静。
    “我想问的不是你的过去，尤尔太太。你还记得前线有一个挪威士兵叫盖布兰·约翰森吗？”
    辛娜往后缩了缩。哈利知道他问对了人。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辛娜问，面容紧绷。
    “你丈夫没跟你说过吗？”
    “尤尔什么事都不会跟我说。”
    “原来如此。我正在查几个去过森汉姆并且上过前线的挪威军人。”
    “森汉姆，”她轻声复述，“丹尼尔去过那里。”
    “对，我知道你跟丹尼尔·盖德松订过婚，辛德·樊科跟我说过。”
    “那是谁？”
    “一个前线老兵，你丈夫认识的反抗军成员。辛德建议我找你问有关盖布兰的事。辛德中途叛逃，所以不知道盖布兰后来怎样了。不过另一个叫爱德华·莫斯肯的老兵跟我说，一枚手榴弹在战壕里爆炸，爆炸后的事他就不清楚了，但如果盖布兰活了下来，应该会被送到战地医院。”
    辛娜的嘴唇在颤抖，布雷缓步走来，她把手指埋入布雷坚硬的厚毛中。
    “我记得盖布兰，”她说，“丹尼尔从森汉姆写来的信和我在战地医院收到他写来的字条上，有时会提到盖布兰。他们两个人很不一样。我想，盖布兰就像他弟弟似的。”她微微一笑，“丹尼尔身边的男人大都会表现得像他弟弟。”
    “你知道盖布兰后来怎么样了吗？”
    “就像你说的，他后来被送到战地医院。那时我们的战区开始被苏联人攻陷，我军展开全面大撤退，医院在前线得不到医药补给，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四面八方拥来的撤退车辆堵住了。盖布兰伤得很严重，尤其是他膝盖上方的大腿部位卡了一枚弹壳碎片。他的脚长满坏疽，面临截肢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再苦等永远送不到的医药补给，把他抬上车，让他跟随撤退车辆往西边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卡车后车厢，他满脸胡须，身上盖着毯子。卡车轮胎陷入有半个车轮高的春泥里，他们花了一小时才绕过第一个弯道开上公路。”
    布雷把头搁在辛娜大腿上，一双哀愁的眼睛看着她。
    “那是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或收到他的消息？”
    辛娜缓缓端起精细瓷杯，凑上唇边，小啜一口，再放下杯子。她的手没怎么晃动，但微微颤抖。“几个月后，我收到盖布兰寄来的一张卡片，”她说，“里面写到有一些丹尼尔的个人物品，其中有一顶苏联军帽，据我所知，那好像是战争纪念品。他的笔迹不太容易辨识，但是伤兵写的信多半都是那样。”
    “那张卡片，你还……”
    她摇摇头。
    “你记得那张卡片是从哪里寄来的吗？”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个地址让我想到绿树和郊区，而且他康复了。”
    哈利站了起来。
    “这个叫辛德的人怎么会认识我？”她问道。
    “这个嘛……”哈利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所有的前线士兵都听过我的名字，”她说，嘴角泛起一抹微笑，“那个把灵魂卖给恶魔换取提前出狱的女人。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吧？”
    “我不知道。”哈利说。他知道该离开这里了。这里距离环绕奥斯陆的环路只有两条街，但实在太安静，像是在山里的湖畔似的。
    “他们告诉我丹尼尔死了以后，”她说，“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她的目光落在远方。“收到勤务兵替他转送的新年贺信之后，才过三天，我就在死亡人员名单中看见丹尼尔的名字。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告诉他们我不相信，除非亲眼看见他的尸体。所以他们就带我去北区总队焚烧尸体的地方。我走进坟坑，踏过死尸，在一具具焦黑的尸体中寻找，查看一对对漆黑空洞的眼窝，可是没有一具尸体是丹尼尔。他们说要认出丹尼尔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说他们错了，他们又说丹尼尔可能被放在已经掩埋的坟坑里。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
    哈利清清喉咙，辛娜吓了一跳。
    “谢谢你的咖啡，尤尔太太。”
    辛娜送哈利来到门口。哈利站在衣橱旁，扣上外套扣子，情不自禁地在墙上挂着的照片中寻找她的容颜，但没找到。
    “我们要告诉尤尔吗？”她问道，替哈利开门。
    哈利诧异地看着她。
    “我是说，我们要告诉尤尔我们谈过这件事吗？”她赶紧补充道，“说我们谈过‘二战’和……丹尼尔？”
    “呃，如果你不想告诉他，当然就不用说。”
    “他会发现你来过。我们可不可以说你只是等他回来，后来你就去赴另一个约？”她露出恳求的眼神，但她眼神之中还蕴含着别的东西。
    哈利一时说不出那东西是什么，直到车子开上铃环街，才恍然明白。他不得不打开车窗，让自由的、震耳欲聋的引擎怒吼声灌入车内。那是恐惧。辛娜在害怕什么？
    70
    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诺堡区，布兰豪格家。
    布兰豪格用刀子轻敲水晶杯沿，向后推开椅子，用餐巾稍微擦了擦嘴唇，轻轻地清了清喉咙，唇边掠过一抹微笑，仿佛对即将向宾客发表的演说兴味盎然。今晚的来宾有警察总长安妮·斯托克森及其夫婿，以及梅里克夫妇。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布兰豪格余光看见妻子脸上僵硬的微笑，仿佛在说：“抱歉，我们必须听他开讲，这不关我事。”
    布兰豪格讲述的是友爱和共和，内容涉及忠诚的重要性和正能量的保护作用，因为民主总是容忍平庸、无责任感和领导层级的无能。当然，你不能期望民主选举选出的家庭主妇和农夫了解他们肩负的责任的复杂性。
    “民主的回报就是民主本身。”布兰豪格说，这是他剽窃来的一句话，“但这不代表民主不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任命钣金工人作为财政部长……”
    他说话时有停顿，利用空当察看警察总长安妮的神情，见她正侧耳聆听自己的演说。他不时插一两句关于非洲前殖民地民主化过程中的俏皮话，他在那些地方出任过大使。这篇演讲在其他场合说过许多次，但今晚他自己并没有受到鼓舞。他的思绪飘到了别处，过去这几个星期，他的思绪一直在同一处打转，在萝凯·樊科身上打转。他对萝凯着了迷，有时他希望忘了萝凯。他为了得到萝凯已花费太多心思。
    他想到自己最近使出的手段。若非梅里克是密勤局局长，这个手段不可能成功。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哈利·霍勒这个家伙，把他弄出奥斯陆，弄到一个萝凯与任何人都联络不到的地方。
    布兰豪格打电话给梅里克，说他在《每日新闻报》的眼线说业界传言，去年秋天美国总统来访时发生了“某些事情”。他们必须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以免太迟，因此必须把哈利藏到一个媒体找不到的地方。梅里克不也正有同样的想法吗？
    梅里克只是发出“嗯”和“啊”的声音。布兰豪格坚持必须把哈利藏起来，至少藏到传言被人淡忘为止。老实说，布兰豪格一度怀疑梅里克不相信自己的话，而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几天后，梅里克打电话给他，说哈利已经被送到前线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那个地方位于瑞典。布兰豪格高兴得抓耳挠腮。如今再没有什么可以破坏他为自己和萝凯所做的安排了。
    “我们的民主政体就好像是个美丽的、脸上带着微笑而有点天真的女孩。事实上，社会上善的力量之所以会凝聚，跟精英主义或权力游戏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只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保护我们的女儿——民主政体——不会受到侵犯，政府不会被恶势力控制。因此，忠诚，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美德，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是的，这个责任……”
    众人移师到客厅宽阔的扶手椅上，布兰豪格传下一盒古巴雪茄，这是派驻哈瓦那的挪威领事送他的礼物。“这雪茄是古巴女人在大腿上揉制而成的。”布兰豪格眨了眨眼，悄声对安妮的丈夫说，但安妮的丈夫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只露出冷淡僵硬的表情。安妮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的名字是……老天，难道忘了？托·埃里克！对了，她丈夫叫托·埃里克。
    “埃里克，要不要再来点干邑？”
    埃里克抿着嘴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也许他是个苦行主义者，一星期要慢跑五十公里，布兰豪格心想。这个男人很单薄，身材、脸庞、头发，无一不是。布兰豪格在发表演说时，曾看见埃里克跟妻子交换眼神，仿佛在提醒妻子某个笑话，而这个笑话跟他的演说不一定有关系。
    “明智的决定，”布兰豪格酸不溜丢地说，“安全总比后悔好？”
    “布兰豪格，有电话找你。”
    “艾莎，我们有客人。”
    “是《每日新闻报》的人打来的。”
    “我去办公室接。”
    电话是新闻组一名女记者打来的，布兰豪格没听过她的名字。女记者的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布兰豪格在心里想象她的长相。女记者询问了今晚发生的示威游行。这场示威游行发生在托马斯海特街的奥地利大使馆外，抗议约尔格·海德尔[29]和极右翼自由党赢得选举，入主奥地利政府。女记者只想请布兰豪格发表几句简短的意见，登在早报上。“布兰豪格先生，您认为这是检视挪威和奥地利外交关系的适当时机吗？”
    他闭上双眼。他们是来试探他的，这些记者不时会来试探他的口风，但彼此都知道他们讨不到什么好处，他经验非常老到。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有点醉意。他的头轻飘飘的，眼睛在眼皮里跳舞，但要应付记者绰绰有余。
    “这是政治判断，不是我这个外交公务员可以决定的。”他说。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他喜欢女记者的声音。她有一头金发，他感觉得到。
    “不知道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能不能预测挪威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
    非常简单，他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不预测这种事。
    这回答恰如其分。一个人在他这个位子上不必多久，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把全天下所有问题都回答完了。年轻记者通常会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花了半个晚上才想出来。他短暂的停顿会让他们印象深刻，但同样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数十遍。
    我不预测这种事。
    他很惊讶自己还没把这句话说出口。女记者的声音有种磁性，让他很乐意多帮点小忙。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她如此说。他想问她，打电话给伯恩特·布兰豪格的主意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吗？
    “身为外交部最资深的公务员，我必须确保我们跟奥地利之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他说，“很明显，我们都注意到了其他国家对奥地利发生的事所做出的响应，然而跟一个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
    “不对，我们跟几个军事政权都保持外交关系，”电话那头回应，“您认为奥地利政府为什么会引发暴力示威游行？”
    “我认为应该跟奥地利近年的历史有关。”他应该就此打住。这话说到这里就应该打住。“奥地利同纳粹主义颇有渊源，毕竟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同在‘二战’期间，奥地利实际上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的盟友。”
    “奥地利不是跟挪威一样是被占领的吗？”
    他忽然想到他完全不知道如今学校对“二战”历史是怎么说的，显然学校教得很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也许他真的喝多了。女记者说出她的名字。
    “这个嘛，娜塔莎，在你打电话给别人之前，我先帮你一点小忙。你听过德奥合并吗？这表示奥地利不是被占领的，跟一般对这个名词的解读有所出入。德军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进驻奥地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直到‘二战’结束都维持这种状态。”
    “就跟挪威一样喽？”
    布兰豪格大感震惊。娜塔莎的口气如此确定，对自己的无知没有一丝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