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五）唐宋暨以前之中日交际
    日本与中国之交际，前后不同：自汉至唐，以国家之往还为主，宋以后，则以人民之往还为主矣。而国家之往还，亦前后不同：南北朝以前，日本甘心臣服中国，隋以后始欲以敌国自居，然中国迄未尝以敌国之礼待之。
    汉、魏时中日交际已见《卑弥呼》条。晋泰始初，日本又重译入贡，其后与北朝无交涉，与南朝则往还颇繁，具见《宋书·夷蛮传》《南史·夷貉传》。倭王及世子之名，可考者凡五，据近代史家所考，则倭王赞为仁德天皇，赞弟珍为反正天皇，倭王济为允恭天皇，济世子兴为安康天皇，兴弟武为雄略天皇。其时日本表文，恒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中国但去百济二字，余即如其所称以授之。盖百济、日本，同受封于中国，不当使日本督百济也。木官泰彦《中日交通史》谓《日本书纪》，实系钞录中国史，而于《宋书》中所载倭事，悉屏不录，盖以称臣奉表为辱国之事故。唐代诏书，日史不载，亦系此意。案源光国所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所作《日史纪事本末》。亦均谓通使始隋，于南北朝前事皆不载。然亦谓此事为掌书记之汉人所为，其王室初不之知，终未免辞遁矣。
    苏因高之来，挟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书，是为彼欲与我亢礼之始。贞观四年，日本始通使于唐，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此从《旧唐书》，与日本史合，《新唐书》作高仁表。送之，至都，与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诏，可见日人之倨傲。《日本国志·邻交志》谓新旧《唐书》，不载日人一表，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年。葛野麻吕使唐，遇风，飘至福州长溪县，州吏讶其无国书，入船检察，葛野麻吕命学僧空海致书观察使云：“竹符铜契，本防奸伪。诚实无诈，何事文契？敝邑使人，已无诈托，信物亦不用玺印，建中以前，旧典如此。今以无国书见责，事与昔乖，愿顾邻谊。”黄氏谓：“据此，则当时使臣皆不赍表文，盖不臣则我所不受，称臣则彼所不甘；而彼国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为此权宜之策耳。”又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二年，唐玄宗天宝九年也，遣藤原清河等于唐，既至，正月朔，玄宗受诸蕃使朝贺于含元殿，叙新罗使东，班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在吐蕃下，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麻吕以为不宜班后新罗，为之请，将军吴怀宝，乃引清河与新罗使易位。黄氏谓：“其在中国列之于新罗、大食之下，未尝待以邻交；而其在日本，遣使则不赍表文，迎客则不居臣礼，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未也。”黄氏之书，意欲药当时中国自大之病，故多针砭之辞。其谓日人未尝肯臣中国，固系实情；然中国不以邻敌之礼待之，日亦未能显拒，则亦不可不知也。小野妹子即苏因高之来也，隋使裴世清送之。《中日交通史》云：“妹子归，奏称炀帝报书，在百济见掠，本居宣长驭戎慨言曰：‘隋帝之书，甚为倨敖，故妹子伪称被掠，不以上闻。’”至裴世清所赍之书，则载于《日本书纪》，首云“皇帝问倭皇”，下又有“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等语，而《经籍后传记》则云：“其书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恶其黜天子之号为王，不赏其使。”木宫泰彦谓《书纪》改王为皇，其说是也。日本之遣使于唐，自舒明天皇二年始，贞观四年。而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寻常以为终于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即唐昭宗乾宁元年，然是年使实未行。前后二百有年，遣使者十九。唐惟代宗大历十四年，曾遣中使赵宝英送其使归国，溺于海。其僚属孙兴进、秦衍期以明年至日。日史亦谓有国书。黄氏谓宝英乃中使，有无国书，已有可疑，即有之，亦不当在僚属手。宋徽宗政和六年，中国商人赍牒至日。牒云：“矧尔东夷之长，实惟日本之邦。曩修方贡，归顺明时，隔阔弥年，久阙来王之义；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诚。”日本鸟羽天皇下百官议，置不答。菅原在良之议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炀帝书曰皇帝问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务悰来聘，书曰大唐帝敬问日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务悰来，书函题曰大唐皇帝敬问倭王，又大唐皇帝敕日本国卫尉寺少卿大分书曰：皇帝敬致书于日本国王；古式如此。”隋炀帝书辞之不实，说已见前，黄氏云：“考郭务悰乃刘仁轨所遣使，当时以系私使，不令入京，而此云有国书，疑失实。”予案唐与日本书函往来，宜有定式，不应忽称日本，忽称倭；忽称天皇，忽称王，忽称国王。《唐书》云：“日本，古倭奴也。”又云：“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唐书》此语，系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则自咸亨以前，犹以倭之名自通，天智十年，犹在咸亨之前，安得有问日本天皇语？则在良之议，信否又甚可疑矣。唐开元二十四年赐日本敕书云：“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衔德。”黄氏云：主，《唐书》作王，当从《文苑英华》；衔，《文苑英华》作御，当从《唐书》。黄氏谓此六字实日本天皇二字译音，盖中国问其国王之名，而日使诡辞以对。然则安敢以天皇二字，自通于唐？而唐敕书亦安得有敬问日本天皇之语欤？且日于当时，亦未闻拒唐敕书不受也。又宋神宗时，日僧成寿弟子归国，神宗托致日皇御笔文书金泥《法华经》及锦，日人以书中有回赐日本国之语，会议当受与否，历三年不决，然终以书物为报。亦见《中日交通史》。此则其不愿称臣于我；然亦我以上邦自居，彼未能坚拒之明征也。宋朝与日本往还，惟神宗、徽宗二次，此外日史所谓大宋牒文状，皆明州刺史书，日亦以太宰府之名报之。然南宋乾道八年，明州刺史赠方物，牒文有赐日本国王语，日人大哗，平清盛不顾众议，卒作报书，则日本武人之甘心屈节，由来已旧，正不必独咎后来之足利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使至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告建国；二年，又使至日本责以倭寇事，皆为日人所拒；三年，使赵秩往，日人乃遣使偕来。《明史》谓日奉表称臣；则《明史》之误。然中国当是时，必不必得一日本之称臣为荣，《明史》亦未必致误。诿为僧人所为，则又以南北朝对我之称臣，诿诸汉人掌书记者之故智也。岂有此等事而执笔者敢擅专之理欤？足利义留受封于明，其子义持不以为然，后遂与明绝，然其初立时，明人封册之，义持亦遣使谢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