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〇）毁奢侈之物
    《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此事最为读史者所艳称，其实类此者非一事也。《陆云传》：云拜吴王晏郎中。“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言清河王昔起墓宅时，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恳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则当武帝时，实有奉教而毁已成之物者，雉头裘之焚，不能谓其无益于观听也。《齐书·高帝纪》：“即位后，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实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文惠太子传》：薨后，“世祖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梁书·武帝纪》：“受相国、梁公之命。是日，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陈书·宣帝纪》：太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桃根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凡此皆弃其物。《南史·梁武帝纪》：天监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则虽未毁其物而绝其人。《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论革侈俗曰：“自今以去，宜为节目。若工人复造奇技淫器，皆焚之而重其罪。”则并欲绝其制造之源，其所及弥深广矣。《魏书·韩秀传》：子务，为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类矣。可付其家人。”此诏当出宣武。
    《长孙道生传》：道生廉约，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切责之，令毁宅。则北朝君臣，亦有知此义者。宇文氏仰慕华风，故其行之尤力。《周书·武帝纪》：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焚之。六年，正月，入邺。诏：“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人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五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宏敞，有踰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正蔽风雨，务在卑狭。”其雷厉风行，并非南朝所及矣。隋文俭德，冠绝古今。《本纪》：开皇十五年，六月，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绝与晋武帝焚雉头裘类。《秦王俊传》：薨后“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亦犹齐武帝之于文惠也。《旧唐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陛下初平东都，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其后面对，又言：“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翕然，讴歌至德。”《窦琎传》：“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亦周武帝之志也。《玄宗纪》：开元二年，六月，“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又令于正殿前焚之。”《新唐书》：七月，乙未，“焚锦绣、珠玉于前殿”。《通鉴》：开元二十五年，“命将作大匠康諐素之东都毁明堂。諐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玄宗后虽奢侈，其初政，亦尚能式遵旧典也。中叶以后，武人跋扈，然《旧唐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踰制也”。则亦不能任意妄作。
    《文宗纪》：大和元年，四月，“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则前王之所为，亦自正之矣。三年南郊赦文云：“四方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并即焚弃。”是欲举周朗之所言者而行之也。《田弘正传》：“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彻毁之。”《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仍诏所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则武人之贤者，亦知此义矣。《宋史·太宗纪》：淳化元年，八月，毁左藏库金银器皿，亦与周太祖所为同。《范雍传》：“玉清昭应宫灾。章献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时王曾亦止之，遂诏勿葺。”此真侃侃直节矣。《高宗纪》：绍兴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献销金屏障。诏有司毁之，夺康国二官”。二十七年，三月，“诏焚交阯所贡翠羽于通衢，仍禁宫人服用销金翠羽”。《王十朋传》：秦桧死，上亲政，策士，擢为第一。用其言，严销金铺翠之令，取交阯所贡翠物焚之。《宁宗纪》：嘉泰元年，四月，“诏以风俗侈靡，灾后官军营造，务遵法制。三月临安大火。内出销金铺翠，焚之通衢。禁民无或服用”。《明史·陈友谅传》：“友谅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是。既亡，江西行省以床进。太祖叹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命有司毁之。”皆能守前世之遗规者也。《彭泽传》：“出为徽州知府。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目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步耶？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古人之清正如此，此其所以毁既成之物而弗怍也。自恒人之情言之，必曰：弗之用，斯可矣，毁之宁不可惜？然自毁之者言之，则其物并无可用之处。夫无可用之处，则是无用之物也，毁之又何足惜？夫毁之则重劳者，莫如宫室。然翼奉说汉元帝，言其时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畜。不改其本，难以末正。汉德隆盛，在于孝文，躬行节俭，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故愿迁都正本。众制皆定，亡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畜。夫亡复缮治，宁不渐坏？与撤毁亦何以异？撤毁固不能无劳民，然缮治则将劳民无已，与夫撤毁之止于一次者为何如哉？且留之将何为乎？将以观欲天下乎？民生而日抒矣，虽用今所谓奢侈之物而不为侈矣，至其时，岂不能更造哉？而留此不轨之物，以塞其革正之路乎？
    《南史·宋武帝纪》：“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耶？即令毁之。”以疾而须石床，实不可谓之侈。况于帝之金创，殆以定内御外所致，而犹毁之，然则不必圣贤，即英雄亦不易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