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九）禁奢
    奢侈之风，虽历代皆有，然在古代，固为道德所不许，抑亦法律所不许也。至汉世，此谊犹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诏“有司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纪》：建初二年，诏“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和帝纪》：永元十一年，诏：旧令节之制度，“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纪》：永初元年，诏三公明申旧令。元初五年，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纪》：永兴二年，诏“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皆欲以法齐其民。此等法令，后世匪曰无之；禁奢之时，亦未尝不援以为言；实明知其不能行，视为官样文章而已。汉世则事虽已不能行，人犹以为可行，而冀行之也。故其议论亦然。晁错言：“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其言可谓深切著明。故其时之人，所讥切者，皆在法令之不定。《汉书·货殖传》论贫富之不均，“繇法度之无限”。而夏侯玄讥“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案《后汉书·荀爽传》：爽于延熹元年对策陈便宜，言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而玄亦以当时之科制为未足，欲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皆所谓革正法度者。彼皆信法度之必可行，故欲有事于革正也。
    善夫严安之言之也。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营，则盗贼销。盗贼销则刑罚少。刑罚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老子》曰“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末不可徒得故也。《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权修。《易》曰：“臣弒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度量之有无，则有国家者所当谨也。
    禁奢之举，非不顺于民心也。虽或违之，固不如顺悦之者之众也。何也？“失节之嗟，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故“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掌”也。贺琛之言。见《梁书》本传。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鲁传注》引《典略》。况威权大于鲁者乎？然惟鲁能行之，何也？曰：惟米贼，乃与纵欲败度者异其党类也。董和为成都令，防遏踰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三国·蜀志·和传》。盖法度之难行如此。岂无江充、阳球之伦，然此曹意实不在行法；毁法而有利于身，即遇坏法之事，熟视若无睹矣。陈思王妻衣绣，魏武帝怒其违制，杀之。见《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世语》。其事不可常行，亦不能常行也。《宋史·谢绛传》言：仁宗初，“诏罢织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赐衣，复取于有司。又后苑作制玳瑁器，索龟筒于市。龟筒，禁物也，民间不得有，而索不已。”此等法令，则直同儿戏矣。《后汉书·张酺传》：“酺病临危，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巳。”不能正人，而徒自责，犹为贤者。至于俗吏，则有纵释势豪，加虐羸弱者矣。汉宣帝五凤二年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是也。岂徒科禁，即劝人治生者，如黄霸治颍川，“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仇览长蒲亭，“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亦只以扰民而已。何也？指立在身之名者，必不免于为伪，为伪则未有能善其后者也。观张敞讥黄霸之语可知。
    《晋书·李重传》，述泰始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以上，官长免。”盖明知官吏之不奉行，而以是督之也。此其终为具文，亦无待再计矣。东渡后谢石奢侈，及死，博士范弘之议谥之曰襄墨。朝议不从，单谥曰襄。其议曰：“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晋书·儒林·范弘之传》。此尚是汉人议论，然亦止于议论而已。
    《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礼毕大赦节文，禁止奇贡，云“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四年，四月，诏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六年，六月，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士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度。敕下后，浮议沸腾。杜悰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新唐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王涯传》：文宗恶俗侈靡，诏涯惩革，涯条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七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云：“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舆马，并宜准大和六年十月七日敕。如有固违，重加黜责。”六年十月七日敕，盖即杜悰所条也。文宗禁奢之意，最锐最坚，然亦徒托空言而已。
    汉世贤者，尚有不待禁制，自守轨范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案汉世官禄较厚，居位者不事居积，自奉自可较丰，无足怪也。《三国·蜀志·费祎传注》引《祎别传》，言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所守亦与吉同。古之制礼，奉养依贵贱而异。故古者富与贵一，贫与贱一。后世则不然矣。富与贵、贫与贱何以一？小儒必曰：才德之大小为之也。盍亦思富与贵者，果因其才德而居之欤？抑亦既富且贵，乃为是说以自文也。持此说者，以荀卿为最力。宜乎康南海斥为小康之言，未闻大同之教也。
    王吉、费祎，能守法而已，尚未足以为俭也。然能守法而不越，亦不故为矫激，在当时已为贤者矣。真可云有俭德者，盖莫如公孙弘。论世者多讥其曲学阿世，此诬也。阿世者必有所求，彼也见举则谢不肯行，晚达而无所畜聚，阿世果何为哉？王吉、贡禹，志同道合。禹乞骸骨，自言禄赐愈多，家日益富，惟俭者为能知足，则禹有俭德可知。禹有俭德，而吉亦可知矣。其自奉养之鲜明，盖以为法当如是，非有所溺于物欲，故去位家居，即能复其布衣疏食之旧也。《后汉书·袁安传》，言其孙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于议郎。胡广等追表其有清洁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广等去禹等近，所言必有灼见也。公孙弘、王吉、贡禹、第五伦，位皆不为不显，然绝未有闻风兴起者，至毛玠、崔琰，因选权在手，乃稍收激扬之效。汉世之言禁奢者，皆欲乞灵于法律，岂无由哉？毛玠、崔琰所取，和洽讥其隐伪，是也，然国奢示俭，玠等亦或出于不得已。盖尝论之：军兴则万事堕废，纲纪坠地。曹爽，有为之才也，然司马氏讥其奢侈，恐不尽诬。奢侈之风，果何自来哉？窃疑魏武时已然，毛玠、崔琰不得已，乃矫枉而过其直。不然，彼岂不知其所取者之足容矫伪哉？和洽言：“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夫君独俭于上，而臣奢侈于下，何益？然则毛玠、崔琰之所为，确有益于太祖也，然至曹爽等卒以贿败。然则汉末奢侈之风，魏武虽一抑塞之而未能绝也。司马氏以此罪曹爽，而身亦未能革，为之徒者，纵恣尤甚于爽等，而神州陆沉矣。
    《魏略》以常林、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三国·魏志·常林传注》引。皆和洽所谓隐伪之徒也。苗为寿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车，黄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观“由此名闻天下”六字，而其所为为之可知。时人皆以为激，岂不如见其肺肝然哉？然隐伪者曾不以是为愧也。此一时风气所趋，能为隐伪者之所以多也。然究尚愈于并不能为隐伪之徒。《吴志·是仪传》言：吕壹历白将相大臣，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则有清德者究易自全也。或曰：世遂无有清德而获祸者欤？曰：有之矣，然非以其清也。时苗往谒蒋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其忿戾如此。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有清德者之获祸，以其忮，非以其清也。晏子岂无清德？何以卒全于乱国哉？
    《徐邈传》：卢钦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改常度，自最可贵。所以如此，盖由无求。隐伪者之远利，实以求名也。《姜维传》：郤正著论论维曰：“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此几于性之矣。盖其所务者大，于小者自有所不暇及也。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彼实未志于道也。
    王吉言：“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言之亦可谓深切著明，彼其所以谨守小康之世之法度而不敢踰也。《潜书·尚朴》曰：“荆人炫服。有为太仆者，好墨布，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荆之尚墨布也，则太仆为之也。陈友谅之父好衣褐，破蕲，不杀衣褐者。有洛之贾在蕲，以褐得免，归而终身衣褐，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洛之尚褐也，则贾为之也。”铸万生直丧乱之时，侈固非民所欲，故有反之者，民从之如流水。《晋书·王导传》言：苏峻乱后，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千端，粥之不仇，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士人翕然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与此可以参观。此等皆不能有大效，故汉人必欲以法驭之也。
    《旧唐书·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朕闻前时内库惟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然则世愈乱愈奢也。所以然者，法度废而纲纪隳也。《新唐书·汉阳公主传》：顺宗女。“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入，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敢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狃以成风。”可为一证。
    顾亭林《菰中随笔》云：“人富则难使也。夫人之轻于生，必自轻于货也始。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绝吭伏剑，不出素封千户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贱人之辈。”又曰：“古之偷生蒙耻，幸免而归，为乡里所不齿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齿也，破其庐，劫其资，燔其室，而后厌于人心。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后树怨深，富然后人思夺之。”斯言也，可为制富贵者之法，亦可为乘乱攘窃者之炯戒也。景延广处危幕之上，乃大治第宅，置妓乐，卒以此顾虑其家，不能引决，为虏所絷。此可谓绝吭伏剑，不出素封千户之家者矣。
    《史记·春申君列传》云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此等夸饰之辞，原不足信。然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则必非虚语矣。哀哉，以是时之楚，而犹为是城郭宫室也！至昌平君、项燕之死，不终为他人奉矣乎？然岂徒一春申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