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六）唐代吐蕃兵力
    《旧唐书·陆贽传》：贽于德宗时，上疏论兵事曰：“今四裔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此非虚言也。《郭子仪传》：子仪于大历九年入朝，召对延英，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然语其兵数，则亦不过曰“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匹”而已。《韩滉传》：贞元二年，“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而其明年，入蕃使崔翰奏：于蕃中诱问给役者，求蕃国人马真数，云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老幼。《德宗纪》。案此文亦见《吐蕃传》，崔翰作崔濣。马八万六千匹，作八万六千余匹。余悉老幼，作余悉童幼，备数而已。徒循其名，未核其实也。此固其在河陇兵数，非其举国兵数，然亦杂羌、浑等众，非尽其本族人也。
    吐蕃之寡如此，而能为中国甚患者，以其所裹胁之杂种多也。《旧唐书·吐蕃传》云，大历十一年，剑南节度使崔宁破吐蕃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新唐书·南诏传》云，贞元十七年，韦皋将杜毗罗破吐蕃，康、黑衣大食等皆降。搂突厥以寇西川，率康、大食而犯南诏，其用之可谓竭其力矣。神川之败，乃由其与回鹘争北庭，死伤众，而欲征万人于异牟寻，亦犹是矣。
    惟患寡也，故其用兵专以俘掠为务。贞元三年五月平凉劫盟之后，率羌、浑之众犯塞，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代李晟节。奄至吴山及宝杂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乃曰：“从尔辈东乡哭辞乡国。”众遂大哭，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攻陷华亭，虏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北攻连云堡，又陷之，驱掠其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四年五月，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盖华人陷者，厚其资产，质其妻子，为戎虏所将而侵轶焉。《旧唐书·吐蕃传》。《本纪》云：“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来，华人陷蕃者道之也。”措辞不如《吐蕃传》之审。徒道之，不能免其疾疫也。此可见其兵之不出本族者多也。以华人而转为所劫质，来为寇贼，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岂不哀哉！然为所劫质者，固未尝自忘其国也。《新唐书·吐蕃传》言：沙州之陷也，“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此即香山《新乐府》所云“惟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者。又云：“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湿地，料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宣宗大中四年，沙州首领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新唐书·吐蕃传》记其事曰：“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相与戮力者，犹汉人也。《新唐书》又述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入蕃事云：“踰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示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香山《新乐府》又咏《西凉伎》曰：“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娱宾犒士宴监军，师子胡儿长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见弄《凉州》低面泣。泣罢敛手白将军，主忧臣辱昔所闻。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将军欲说合惭羞。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遗民肠断，其如将帅之不知愧耻何？工部诗：“安得廉耻将，三军同晏眠。”耻一作颇。顾亭林谓以作耻为长。虽武夫，则以知耻为本，岂不重可念哉？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次盐州西九十里横槽烽顿军，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称徐舍人召。其火队吐蕃没勒，遽引延素等疾趋至帐前，皆马革梏手，毛绳缧颈，见一吐蕃年少，身长六尺余，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缚，坐帐中，曰：“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属武后斲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展转东进，至麟州，城既无备，援兵又绝，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勋臣子孙，必将活之，不幸为乱兵所害。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亟还，遂归之。”《旧唐书·吐蕃传》。斯人可谓有丘首之思矣。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终不见拔，亦安能不化为异类哉？
    或曰：吐蕃之所以雄张者，以其人虽少而皆强悍善战也。《旧唐书》述其俗云：其人“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夫其激厉其民如此，其民安得不死不旋踵？一夫善射，百夫决拾，一人致死，万夫莫当。况于举国如此乎？是则魏元忠言之矣。元忠之言曰：“凡人识不经远，皆言吐蕃战，前队尽，后队方进，甲坚骑多，而山有氛瘴，官军远入，前无所获，不积谷数百万，无大举之资。臣以为吐蕃之望中国，犹孤星之对太阳，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虽禽兽，亦知爱其性命，岂肯前尽死而后进哉？由残迫其人，非下所愿也。必其战不顾死，则兵法许敌能斗，当以智算取之。何忧不克哉！向使将能杀敌，横尸蔽野，敛其头颅以为京观，则此虏闻官军钟鼓，望尘却走，何暇前队皆死哉！自仁贵等覆师丧气，故虏得跳梁山谷。又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且虏以骑为强，若一切使人乘之，则市取其良，以益中国，使得渐耗虏兵之盛，国家之利也。”《新唐书》本传。然则虏使其民，岂遂足以为强乎？况其所劫而用之者，又不皆本族人哉？弃宗弄赞之寇松州也，众号二十万。此固为虚辞，然在破吐浑、党项及白兰诸羌之后，又本搂羊同以来，其数亦必不寡，然牛进达之师，才以前锋挠之，即惧而却走矣。亦由其所裹胁者，多异族人，不为之用故也。不特此也，强征异国之兵，又足以激其怨叛，其于南诏即是也。《旧唐书·郭元振传》：元振于神龙中疏论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以击娑葛事，曰：“往者吐蕃所争，惟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国中大乱，未必非赞普南征不反召之。赞普之南征不反，则国中诸豪及属国之携贰致之；国中诸豪及属国之携贰，恐亦用其力太过，有以召之也。然则虐用其民者，又足以为强乎！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其分崩离析，可立而待也。此以其人论也。以其械器论，则《新唐书·吐蕃传》云：“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此即魏元忠所云之凡人所以称其甲坚。然陆贽则谓其器非犀利，甲不坚完，盖凡人徒见其制之新异而称之，实亦未足深恃也。此制，宋时之西夏尚如此，固不闻宋人以为足畏。惟其马多，则系事实。郭子仪夸称开元、天宝中朔方戎备之盛，曰：“战士十万，战马三万。”马数才当人数什三，而吐蕃入寇，则人兼乘数四矣。子仪自云：“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是则十余人才得一马耳。走不逐飞，其为不敌，无待言矣。何以致之，曰：不修马复之令，且禁民乘大马。然则士之不足，人为之乎？自为之乎？故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虽然，好侵伐人者，果其民皆愿欲之乎？抑亦黩武者残迫其人，非下所愿也。吐蕃之大为中国患，一在高宗、武后之世，一在德宗之时；若玄宗时之兵衅，则可谓启自吐蕃，亦可谓启自中国。肃、代时河陇之陷，则承玄宗时兵事而然，抑为仆固怀恩所诱，不能专责吐蕃也。高宗、武后时之边祸，禄东赞父子为之；德宗时之兵祸，则尚结赞实为之。尚结赞专权祸国，见贞元九年南诏遗韦皋书，载《新唐书·南诏传》。韦皋台登之捷，杀其青海大酋乞臧遮遮，实为尚结赞之子，见《新唐书·韦皋传》。足见南北兵衅，皆其一家所为，正犹禄东赞之有钦陵赞婆也。苟非此等权臣擅国之时，修好寻盟之使，固亦相继于道。然则孰为好战者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