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五）吐蕃缘起
    吐蕃缘起，《新旧唐书》之说不同，《旧唐书》云：“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新唐书》云：“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旧唐书》之窣勃野，窣勃二字，当系误倒。二书所说实同，惟《新唐书》析出于西羌与出于南凉之说为二，谓其姓及部族之名，皆为羌所固有；《旧唐书》则合二说为一，谓姓为樊尼所改，部族之名，为秃发音转耳。衡量二说，自以《新唐书》为是。何者？羌人本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德宗时，吐蕃赞普乞立赞，《新唐书》云“姓户卢提氏”，或亦如研种之后更号烧当，非必易姓。若秃发氏则久渐汉化，未必更沿此习，且逋播之余应有也。沦亡之痛，正当眷念宗邦，何故忽焉改姓，一也。五胡之渐染汉化者，虽或失其所据，亦未必遂即于夷，观沮渠、无讳等辗转西域时可知。秃发氏即或不逮，亦何至遂亡其祖，而后奔亡之迹，开拓之功，一无省记，徒令后人为传疑不审之辞乎？二也。河湟小族，通于中国者多矣，开地千里，在彼中已为泱泱大风，何乃不思款塞？况其侵伐不息，则异族之受其侵扰者必多，纵令币贽不通，亦岂传闻无自？三也。然则樊尼建国羌中，其事庸或可有，而其后必已寖微，绝与吐蕃无涉也。《新唐书》下文云：“其后有君长曰瘕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讵素若，讵素生论赞索，论赞生弃宗弄赞。”其后之“其”字，当指鹘提勃悉野而言。此说与前第一说，当即采自一书，文本相承，子京次序不审，中间以述吐蕃法俗之语，遂使后人不知董摩究为谁后耳。此则文士之不可以修史也。
    《旧唐书》云：“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新唐书》云：“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逻娑即逻些，其城盖在川侧。《新唐书·地理志》：“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一十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跋布海。”见鄯州下。跋布海盖跋布川之所入也。逻些盖即今之拉萨。长庆初，刘元鼎使吐蕃，《旧唐书》云：“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新唐书》作闷怛卢川，又曰：“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此更在逻些之表，逆金城公主经此，则弃宗弄赞已居之矣。然其初疆则不在此，即后来亦恒居此。《旧唐书》云：“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新唐书》同。似可指拉萨。然《新唐书》又云：“距鄯善五百里。”此岂拉萨地邪？惟析支、积石，乃与相当耳。沙州之为唐守也。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南山者，祁连山也。苟赞普恒居拉萨，岂有因攻一残破之州，远迹至此者乎？达摩之乱，史言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然则岷山之于吐蕃，犹沙麓之在晋，洮水犹伊洛之在周，鄯、廓乃正其东鄙耳。《新唐书》又云：“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奴之耕牧，必迩其主。然则吐蕃豪，正在此诸州之间，蕃牙亦当在是也。恐热自称举义兵，其攻思罗乃在渭州，又力攻鄯州之尚婢婢，盖正以其地近蕃牙。若乞离胡亦居逻娑，则思罗、婢婢皆疆埸之臣，不必以为先务矣。《旧唐书》云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氊帐，名为拂庐”。《新唐书》云：“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贵人、部人，皆外来游牧之族；居平头屋者，则其地之土著。有城郭庐舍而不居，其迁徙往来自易。然则吐蕃者，析支水西之羌，南牧至今雅鲁藏布江者耳。正犹起丹淅之会，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终至江陵、秭归也。
    《新唐书·吐蕃传》云：“妇人辫发而萦之。”此固羌俗。又云：“妇人无及政。”亦与东女之以女为君者不同，足证其起青海，非起西藏。其信佛教，亦后起之事。《新唐书》又云：“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乃综其前后言之，非其初即如是也。张镒之盟尚结赞也，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旧唐书·吐蕃传》。此在德宗贞元四年。其遣使求五台山图，《旧唐书·本纪》及《吐蕃传》。则在穆宗长庆四年。《新唐书·吐蕃传》：宪宗元和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虏浮图与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刘元鼎之见赞普，钵掣逋立于右。亦皆中晚唐时事，开元、天宝中，犹不闻有是也。
    吐蕃兵力，在河湟、青海间者，实远较其在西域为强。王孝杰能取四镇，而素罗汗山之战，不免败绩，其明证也。钦陵之扰乱中原，何所不至，然素罗汗山战后，复遣使来请和，不过为好语，求罢四镇戍兵，索分十姓之地而已。武后使郭元振往察之，元振请要其归青海及吐浑旧封以相易，可谓深协机宜。盖度钦陵之必不能许，而钦陵亦竟不能以兵力取之，则由其距西域远，鞭长莫及也。若其腹心之地在今拉萨，则其距河湟、青海亦远，其扰乱必不能如是之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