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〇七）辽金元时赐田占田之多
    辽、金、元三朝，以地赐其臣下，及其臣自占者颇多。《金史·李石传》：“先世仕辽为宰相。高祖仙寿，尝脱辽主之舅于难，辽帝赐仙寿辽阳及汤池地千顷，他物称是。”《辽史》阙佚最甚，此类事传者不多，然必不止此一事，据此，亦可推想其余矣。《金史》亦阙佚，然较《辽》已稍详。《按荅海传》：宗雄次子。世宗时“徙平州。诏给平州官田三百顷，屋三百间；宗州官田一百顷”。《纳合椿年传》：“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检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付贫民种佃。”此事亦见《食货志》，与此大致相同。《志》又载世宗之言，谓：“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百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完颜匡传》：“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皆其事之可考见者。元代则尤多。《元史·世祖纪》：中统四年，八月，敕京兆路给赐刘整第一区、田二十顷。至元三年，六月，赐整畿内地五十顷。八年，九月，又赐整钞五百锭，邓州田五百顷。宋之降臣如此，本国之勋旧可知。《武宗纪》：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赐太师月赤察儿江南田四十顷。时赐田悉夺还官，中书省为言。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百顷与之。仍敕行省平章别不花领其岁入”。至大二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比者近幸为人奏请赐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顷，为租五十万石，乞拘还官。从之”。《文宗纪》：至顺三年，三月，“燕帖木儿言：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方五百顷有奇，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其总佃者死，颇为人占耕。今臣愿增粮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撒敦。从之”。本传云：“赐平江官地五百顷。”据《传》，在此以前，尚有龙庆州、平江、松江、江阴等赐地。《顺帝纪》：至正四年，六月，“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特薛禅传》：其玄孙琱阿不剌，至大二年，“赐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伯颜传》：泰定三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旧所赐河南田五千顷，以二千顷奉帝师祝厘，八百顷助宿卫，自取不及其半”。此等皆土田。《札八儿传》：“太祖览中都山川形势，顾谓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儿之功为多。又谓札八儿曰：汝引弓射之，随箭所落，悉畀汝为己地。”《镇海传》：“既破燕，太祖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则并及于都会矣。史事传者固有多少，然以辽、金比诸元，恐终如小巫之见大巫也。
    此等田地，自多令汉人佃莳取租，然亦有用供田猎、畜牧者。《元史·帖木儿不花传》：镇南王脱欢第四子。移镇庐州。顺帝至元元年，“拨庐州饶州牧地一百顷赐之。”《肖乃台传》：“金亡，赐东平户三百，俾食其赋。命严实为治第宅。分拨牧马草地。日膳供二羊。”《撒吉思传》：“李璮平后，授山东行省都督，迁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统军抄不花，田游无度，害稼病民。元帅野速答尔，据民田为牧地。撒吉思随事表闻。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尔还其田。”《和尚传》：子千奴，“东平、大名诸路有诸王牧马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连岁争讼不能定。命千奴治之。其讼遂息”。《程思康传》：成宗即位，除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止饲千匹。”此等皆使中原之地，鞠为茂草者也。《金史·哀宗纪》：正大六年，十二月，“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此时之金，犹占民田以为猎地，岂不哀哉？然《田琢传》载琢以贞祐末上书，请尽力耕垦，谓“官司圉牧，势家兼并，宜籍其数而授之农民”，则民田之费于官司圉牧者且多矣，奚止虏主？元世山泽之禁最严，一固贪其利入，一亦欲恣游猎、事放牧。《元史·仁宗纪》：皇庆二年，七月，“保定、真定、河间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给粮两月，仍悉免今年差税。诸被灾地并弛山泽之禁。猎者毋入其境”。足见平时之有禁，多为游猎计也。《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闰月，“澶州饥，民刘德成犯猎禁，诏释之”。澶州即饥而未曾弛禁者也。《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以薪价贵，禁权豪畜鹰犬之家，不得占据山场，听民樵采”，足见权豪并有禁民樵采者矣。《刑法志》禁令门：纵头匹食践田禾，强取草料，暨放鹰、围猎等禁，皆为当时之权贵设也。《元史·耶律楚材传》：“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官无储偫。案谓是时官无储偫是矣，谓官吏多资至巨万，亦未必然，参看《羊羔利》条。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然则汉人藉出税以免死耳。不能执干戈以自卫者，亦可鉴矣。
    当兹丧乱之世，寺观之乘机攘夺者亦多。《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此已不为少矣，而比诸元世，则亦如小巫之见大巫。元世赏赐僧寺，动至百顷，见于史者，不可枚举。其尤多者，如《世祖纪》：中统二年，八月，“赐庆寿寺、海云寺陆地五百顷”。《文宗纪》：天历二年，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至顺元年，二月，“命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四月，“括益都、般阳、宁海间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赐大承天护圣寺为永业”。《顺帝纪》：至正七年，十一月，“拨山东地土十六万二千余顷属大承天护圣寺”。皆是也。而如《仁宗纪》：延祐六年，十月，“中书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者，尚在其外。倚外族以鱼肉人民，教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