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〇六）宋末公田
    宋末之买公田，固为秕政，然未至如论者所言之甚也。公田之起，据史所载，实由陈尧道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于两浙、江东西官民户踰限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则其议实自托于抑兼并。今姑忽论其然否，然是时之财政，舍此固别无救急之策也。买公田事在景定四年，然淳祐六年，谢方叔即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纡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此时距景定四年尚十七年，然其言，无一不若为后来之买田发者。且曰“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则言此者初非方叔一人矣。然则买公田实当时之舆论也。此何哉？会子则已滥矣，金银数亦无多，且究不能径作钱币，故上下所贵，惟在谷粟，而国用遂专资和籴。和籴取谷粟于小民，买限外之田而收其租，则取谷粟于豪强，其是非固无待再计者也。然则买公田非徒救急，以义理论，亦无可訾议矣。所争者，行之之善否耳。《贾似道传》云：“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与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此固扰乱太甚。然祸止中于田主，而未及佃户。陈尧道等之议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其所冀者，为一石弱之租。《食货志》：“六郡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然则当时租额，盖自六斗至一石。《志》又言绍兴时，两浙转运司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岁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其租额亦略相等。则陈尧道等所欲收之租，其额固未尝加重也。或曰：《食货志》言：“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庾百执事，皆得侵渔耕者。”此时之公田，又安知其不如是欤？此固然。然以定额论，则私租之纳，亦未必能甚轻。以别有事例论，则此时之公田，方倚以给军国一切费用，虐取之或未敢过甚。亦且事例必逐渐而兴，积久乃成为牢不可破。自景定四年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田庄，至咸淳四年六月而罢。官募民自耕输租，租减什三。德祐元年三月，以公田还田主，令率租户为兵。前后不及一纪，新例亦未必能繁兴也。然则宋末之买公田，虐实未及于佃户，观史所载，皆徒为田主鸣不平，而未能切实举出佃户受害之据，可证也。即于田主，亦未曾遍加毒害。《食货志》又载咸淳十年陈坚等奏曰：“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卖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其淫荒纵恣如故。盖买田本限六郡，即六郡之中，亦未必能遍及也。然则买公田之为害，固不如众所云云者之烈矣。
    《明史·食货志》言：“太祖怒苏、松、嘉、湖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加二倍为二三石，则未加时乃六七斗至一石也。又《公主传》：太祖女寿春公主，“为太祖所爱，赐吴江县田一百二十余顷，皆上腴。岁入八千石，逾他主数倍。”此亩得六斗余，亦宋末旧额也。《宋史·食货志》：建炎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乡例自陈输租”。又《职官志》：职田，“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原例”。此为宋时成法，末年之公田租额，亦如是也。
    《宋史·食货志》又述买公田时定例云：“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其后每石止给四十贯，而半是告、牒。则当时所谓多田之家，自三百亩至五千亩也。
    《宋史·瀛国公纪》：德祐元年，八月，“拘阎贵妃集庆寺、贾贵妃演福寺田还安边所”。夫安边所之设，其可哀痛，亦与后来之买公田无异矣，而贵妃乃取以施寺，亦可谓无心肝、无纲纪者矣。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踰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二十三年，七月，“用中书省臣言，以江南隶官之田，多为强豪所据，立营田总管府。其所据田，仍履亩计之”。《成宗纪》：元贞二年，七月，“括伯颜、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据江南田及权豪匿隐者令输租”。是易姓而后，地之为豪强所据如故也。《卢世荣传》：“以九事说世祖诏天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以灾异故，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武宗纪》：至大元年，十一月，“诏绍兴被灾尤甚，今岁又旱，凡佃户止输田主十分之四”。公家饬减私租，事甚罕见，有之，惟元世之于江南耳。《顺帝纪》：至正十四年，“诏谕民间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疑亦因江南而推暨也。《清史稿·圣祖纪》：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著为令”。又《杭奕禄传》：雍正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沾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谷三升。上命如议速行。”蠲租兼及佃户，盖自此始有定令。然此等法令，多成具文也。
    自汉世减轻田租后，国家之所以虐民者，在赋而不在税。赋有取其物者，有用其力者，明世所谓银差、力差也，二者皆可加至无艺，税所增固恒不甚多。至南宋，专恃和籴以济国用，则不翅并重其税矣。此民之所以不堪也。税所增既不甚多，则公家之增取于田者，在舍官税而以田主自居，如私家之收其租。然既取其租，则亦不能更取其税矣。若如明以来之江南，官税既同私租，而其田仍入私家之手，则为再取其私租矣。此又民之所以不堪也。历来割据者取民恒重，一统之朝，则恒轻减之。如《清史稿·石琳传》：琳以康熙二十五年调云南巡抚。疏言云：“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于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其一例也。而如明祖之所为，是自同于草寇也。其恶，实远较买公田、广和籴为甚。
    李全降蒙古，杨氏及福据楚州，“支邑民田，皆以少价抑买之，自收赋以赡军”。《宋史·全传》。此亦犹南宋之买公田也。足见此为当时理财之策，故人能见及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