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〇二）户调之始
    户调之式，定自晋武帝。然其事非始于武帝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载公定河北后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赵俨传》：俨为朗陵长。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则户调绵绢之制，魏武帝时久行之矣。
    案《续汉书·百官志》云：乡置有秩，郡所署。小者，县置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后汉书·明帝纪》：中元二年诏曰：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曰：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则民之以訾产定赋久矣。
    《后汉书·顺帝纪》：永和六年七月，诏假民有资者，户钱一千。《汉书·景帝纪》：后二年，以訾算十以上乃得官，诏减为四。则汉时人民訾产之有无多少，在官皆有记注。《王莽传》：冯茂击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更遣廉丹等复訾民，取其十四。又天凤六年，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亦见《食货志》。其取之之率，盖即以其记注为据。伍被言秦收大半之赋，《汉书·食货志》亦云，亦谓其取之过于什五耳。汉田租仅三十取一；人民所见为重者，实在口钱及赋役。故贡禹以口钱之重为言；而史称桑弘羊之功，乃在于民不加赋。《汉书·萧望之传》：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张敞上书请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八郡赎罪。望之及少府李强难之。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足见加赋为害之烈。武帝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赐弘羊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其赏诚不虚也。世徒譬弘羊之聚敛；不知若无弘羊，则明季加派之祸，早见于天汉之年，非复绣衣杖斧之所得而平矣。赋之恶在于其取之无艺、无定物、无定数、无定时。明季加派之祸，即如此。“户调绵绢，他不得擅兴发”，则此弊免矣。然则以户调拯横敛之弊，犹以一条鞭济加派之穷也。此亦魏武帝之所以克戡大难矣。
    《后汉书·刘平传》云：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资就赋，或减年从役。增资就赋说与《续书》“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合。云减年从役，则役亦以年为准，与《续书》“知民善恶，为役先后”之说不符。岂汉世于论年以外，又有以善恶定役之法欤？然此法大易上下其手，非良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