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八）崔浩论
    往读史，尝怪五胡人据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俔俔而为之下，曾未有处心积虑，密图光复者；今乃知崔浩则其人也。浩仕魏历三世，虽身在北朝，而心存华夏，魏欲南侵时，恒诡辞饰说，以谋匡救；而又能处心积虑，密为光复之图；其智深勇沉，忍辱负重，盖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论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岂不哀哉！
    浩之败，《魏书》云以史事，此说实不待深思，即知其非实。何者？魏史之作，始于邓渊，而浩继之。浩初与史事，在神二年，同作者有浩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秉笔者非浩一人也。平凉州后，以浩监秘书事，而高允、张伟，共参著作，则浩不过“总裁而已”。《高允传》允之言如是，此非虚语也。魏于史事，忌讳最甚，而其诛戮最酷，孰敢显揭其恶？浩书果触其忌，闵湛、郗標，安敢以刊石为请？恭宗素谨慎，亦安得而善其请？浩也内文明而外柔顺，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而岂轻于一掷者哉？史称浩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此《魏书》之辞。《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其辞较《魏书》为重。可见浩事情形，传者并不深悉，后人以其见戮之酷，臆测其触怒北人必深，加重其辞，延寿遂据之以窜易《魏书》耳。一似浩举北人不可告人之隐，尽行宣泄者。然事发之后，浩仅伏受赇，是有虚美之辞，而无瘅恶之实也。浩之见诛，同作史者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终亦见释。后允久典史事，所续者仍浩故事也，其犯触者安在？或曰：浩之死，僮吏已上死者百二十八人焉，安得云无所犯触？此亦不善读史之过。《北史·允传》载游雅之言，谓浩被诏责时，声嘶股战，不能一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夫允之为人，岂强于浩？而是时能如是者，浩之所坐，本非史事，允实明知故也。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及见，则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观此言，浩案之真情，跃然可见矣，允徒以史事见诘，又何惧焉？
    《宋书·柳元景传》：元景河东解人。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魏以为河北太守。光世姊夫为司徒崔浩，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魏书·浩传》言：浩之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长子，将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羆妹，以报其恩。度世四子：渊、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崔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郑羆之于度世，交义未知如何，然亦何至杀其子以全亡命之人？疑浩之义图，度世与羆皆与焉。元丕谋逆，子隆、超皆与，而其后妻之子，绝不与闻。《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杨侃与庄帝图尔朱荣，尔朱荣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后尔朱天光遣招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魏书·杨侃传》。当时士大夫之见地，固如是也。北朝严嫡妾之别，因之嫡庶兄弟，忮刻亦深，读《颜氏家训·后娶》篇可知。度世之诫妾孽，盖实由其隐痛之深，非之者未识其苦心耳。《宋书》之为实录无疑矣，而信之者绝少，司马公作《通鉴》，亦不之取，见《考异》。岂不异哉？
    浩称北魏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无一不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秋，谷不登，王亮、苏垣劝明元迁邺，浩力阻之，盖不欲北族荐居中国，抑亦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外朝公卿，咸欲发兵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明年，晋齐郡太守王懿降魏，上书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以宋武当日兵锋之锐，姚秦衰弱之甚，魏即发兵，亦未必能为晋害，然究多一敌。浩又力阻之，其以存中国，更显而易见。明元使太武监国，意自别有所在，说详另条，浩之力赞之，则似以其母为汉人之故。是时太武年尚少，逮其成长，其气质乃纯乎为一鲜卑人，则非浩所能逆料也。时适闻宋武之丧，明元因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又力阻之。歆之以南金象齿羽毛之珍不求而至之利，怵之以裕新死，党与未离，兵行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之害，其为中国计，又情见乎辞矣。明元不听，遂遣奚斤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公孙表欲先攻城，而浩请先略地。曰：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后，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读史者观北兵马饮长江之役，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以此为猾夏之上策，谓浩为魏计甚深，殊不知魏是时之兵，绝非太武自将时比。宋虽将多怯懦，兵力亦尚充足。魏处代北，声援悬隔，偏师南下，安能列置守宰，至于淮上？是时之争河南，必也力攻数大镇，以破南朝设守之局。《公孙表传》言：明元欲先略地，盖尝动于浩之议，然其后自将而南，亦力攻虎牢，盖用兵形势实如是。浩之言似为北朝计，实为中国计也。太武欲用兵于僭伪诸国及北狄，浩无不力赞之，盖引其力以他向，使不专于中国；抑亦欲疲之也。攻赫连昌之役，《浩传》言：世祖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陈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与？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然据《昌传》：则昌军行五六里，世祖冲之，其阵尚不动；及分骑为左右以犄之，世祖坠马，流矢中掌；则是役实为幸胜。不顾风雨及将士饥渴而徼幸于一决，此岂用兵之法？浩殆以是误魏与？神二年，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孙太后尤固止之，而浩坚主宜出。是时宋方议北伐，浩盖欲分魏兵力，而此役遂至大捷，柔然远遁，高车降者甚多，反为魏之大利，则宋不能乘机，魏太武之雄勇实为之，非浩谋之不臧也。俄魏南藩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道，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先声夺人，实用兵之长策。浩乃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盖欲一举而杜武臣之口矣。太武闻赫连定与宋文帝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浩又决宋无北渡意，岂能灼知其然？其欲分魏兵力，犹素志也。太武之伐沮渠牧犍也，奚斤等三十余人阻之，浩赞之。世皆多浩读书能致用，此亦为史籍所误。当时之所争者，军行有无水草，古弼、李顺等言：“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浩则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夫李顺等所言者，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言则凉州全州。所攻在于姑臧，城外果无水草，他处纵极丰饶，何益于事？立城郭者诚不于无水草之地，然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然则太武之幸成，亦以沮渠牧犍未能决渠以困敌耳。浩之所以教太武者，实为危道，浩岂不之知，盖亦欲以是误魏也。凉州既平，浩劝不徙其民，太武不听。后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攻蠕蠕，此仍是引魏外向以疲其力之志，其为中国计，岂不深且远哉？
    《浩传》言：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寮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寇谦之属其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两晋以降，善封建者固不乏其人，然浩之言此，则似别有深意。当时世家大族，在各地方之势力颇强，其心未尝不恶北族而欲驱除之，然皆手无斧柯，故终无所成就。拓跋氏设用浩说而行封建，代北之族，受封者固必多，然必亦间以汉族之名臣宿将。客族在中国，虽据数百里之地，必无能为，而汉族之世家大族，向仅为郡县之长，堡坞之主者，各获君其土而子其民，则情势大异矣。《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能济？”以浩之深沉，岂不知为危道？然必固争之者，得毋为登高一呼四山响应之计邪？郡县虽无根柢，亦时或为合从讨伐之资，而况于封建乎？浩之言此，必别有深意矣。
    不独崔浩，即寇谦之亦有心人也。《魏书·释老志》：谦之自言，尝遇仙人成公兴，将之入嵩山。历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言：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以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授谦之。而《浩传》载谦之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其非忘情于世可知。《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上疏赞明其事。《浩传》亦言：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二人之互相标榜，果何为哉？太武之攻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神二年攻蠕蠕，谦之亦赞之，且固劝太武穷讨。其于浩，可谓如骖之靳矣。浩不好老、庄之书，尤非毁佛法，而独信谦之，宁有是理？浩在道武之世，不过以工书在左右耳，及明元世，忽与军国大谋，岂真以其尝授经书哉？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中以《易筮》及《洪范五行》，彼堕其术中，固其所也。太武好用兵，浩则以征伐中其欲，然亦未尝不侈禨祥。浩之毁佛法也，《释老志》谓其以为虚诞，为世费害。谦之之虚诞，未知视佛为何如？《志》又言：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三五百功？”于佛则病其费害，于老则助其怪迂，浩之悖至是哉？二人之相比周，其意居然可见矣。毛修之虽终没于魏，实未尝忘华夏。《传》言朱修之俘于魏，（毛）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朱）修之具答，并云：“贤子元矫，甚能自处。”（毛）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亦可哀矣。《南史·毛修之传》。而其得不死，实以谦之营护故。谦之岂无心于中国者哉？
    《崔玄伯传》云：始玄伯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然则浩之乃心华夏，实不自浩始。即其藏机于密，亦不自浩始，而终于泄露。其事因魏人讳饰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卢玄传》云：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然则浩谋之泄，似仍是汉人发之也。
    浩所拥右者为王慧龙。慧龙，《传》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尝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干；而慧龙临没，乞葬河内。虽重私仇，亦非昧于民族大义者。鲁轨谓其非愉之子，殆不足信。又北方诸国中，最不服魏者为凉州人，而张湛、宗钦、段承根，皆与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亦仅而得免。浩之所善者如此，其为人不弥可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