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七）拓跋氏之虐
    拓跋氏之专以裹胁为强，不独其于北族然也，即于中国亦然。道武之定河北，即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实云中。旋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皆天兴元年事。自此至太武，破中原之国，无不徙其民。而内地酋豪以及郡县长吏，亦颇有苦于乱，自归以托庇者，而其势不可遏矣。然道武遇中原之人实虐，所加意抚绥者，则北方部族之众耳。天赐元年，距河北之定已六年矣，而是年三月，限县户不满百罢之，当时郡县之凋残可想。太武太延元年，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以魏人之视民如草芥，而犹有此诏，徙民之流离失所，可知也。而天赐元年，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其于汉人及部族厚薄，为何如乎？然亦于其旧部则尔，于新降之众，遇之未尝不虐。天兴二年，获高车之众，即令起鹿苑于南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此与甫定河北，即发卒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天兴元年事。后又屡勤其力，以起宫室苑囿者何异？宜乎高车之众，时有叛服也。
    抑于旧有部族加意抚绥，亦道武僭位以后则然，若上溯诸昭成以前，则其虐用其民，亦与新降之众无异。《序纪》云：穆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此事亦见《刑罚志》，云“死者以万计”。蛮人性质固多残酷，然拓跋氏等起于塞外者似尤甚。苻坚之厚抚羌与鲜卑，固非本心；然究犹能伪为之也。至慕容谋杀坚事露，乃并鲜卑在城者尽诛之，少长无遗，本心露矣。然究犹退败而然也。至于柔然败投西魏，已无能为，乃徒以突厥之求，执其君民三千余人尽付之，使之并命，此则不徒中国所不为，稍沾中国之化者，亦必不能为矣。屈丐之败奔薛干也，道武使求之，部帅太悉佛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遣之。所谓后期，盖后师期，乃欲强发其众南犯也。时穆帝长子六修领南部，召之不至，怒讨之，失利遂死。盖南部亦不从其命也。此为六修弑父，抑穆帝战败自死，尚未可知。盖普根攻灭六修，则不得不以六修弑父为口实耳。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而薨，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其为良死与否，尚未可知。而平文立，又欲迫其众南下。平文二年，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不纳。明年，石勒请为兄弟，斩其使以绝之。其决意如此。五年，晋元帝使韩畅加崇爵服，亦绝之。史谓其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臣死者数十人。夫苟得众心，一妇人何能为？盖亦以违众取败也。桓帝中子贺傉立，是为惠帝，未亲政事，太后临朝，即遣使与石勒通和，其情事可见。昭成帝十三年，冉闵杀石鉴自立。十四年，昭成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乃止。昭成所为，犹之穆帝，特较能从谏，故未及祸。然则当道武南伐以前，拓跋氏之觊觎中原旧矣，而其众皆不同。固知芸芸之民，特欲安居乐业，父子相保，未有无故觊杀掠者，虽游牧之族犹然。而骄暴之主，每以私意驱之。此墨子所由焦唇敝舌以游说于王公大人者邪？道武之军九门也，中山拒守，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道武乃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真视民如草芥矣。陈留王虔之子悦说太宗，谓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史称悦怀奸计，故为是言，其实乃拓跋氏之积习也。
    夫天下不可以力服也。芮芮之于拓跋，亦切近矣，而终魏之世不服。魏人屡勤大兵以讨之，而烽火犹时通于平城。虽乘阿那瑰时内乱，一臣伏之，末造复畏之如虎。则魏人因酷虐所丧者多矣。抑魏之兵力，非真足畏也。宋文而后，南风不竞，自不足与之敌耳。宋武北伐，道武之众非减于曩时，而竟坐视后秦之亡而不能救；赫连氏之取长安，而不能议其后，则后燕之奔溃，亦其自亡，而非魏之能亡之也。北方众虽犷悍，而无训练节制，乏坚甲利兵，故苻坚谓其不足畏。观其累败于羯石、氐苻，卫雄、姬澹之众，桓帝所倚以征伐者，而不足当石勒之一击，而以道武方兴之锐，慕容垂垂死之年，犹能唾手而入平城，则知坚之言为不诬。假使中国安宁，将卒用命，命一大将，严兵守塞上，而以贾生五饵之策，招其擕贰之民，当穆帝、平文之世，民有不归之如水，诸部落有不自相翦灭，虽道武能不为神元之续乎？而诸将猜疑，长安即失，谋臣武将，或以叛乱受戮，或以猜忌见诛，坐使胡马饮江，燕巢林木，天之方愦，无然泄泄，莫肯念乱，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