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二）秦焚书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焚书之议曰：“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无之，则无之者，是也。“法令”二字，盖注语，溷入正文。其为史公原文，抑后人羼入，未敢定；然要无背于李斯本意。论者或谓秦实未尝废学，所谓吏者，即博士也，则又误矣。秦惟恶人以古非今，故欲燔《诗》《书》；若仍许博士传授，则其燔之，为无谓矣。斯之奏，明言“士则学习法律辟禁”，《斯传》言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其许民传习者，不得出于法令以外可知。
    《始皇本纪》载斯议，但言“《诗》《书》百家语”，而《斯传》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文学盖与《诗》《书》百家语同为经籍之通称。古者文字用少，凡民盖多不通知。其略知之者，亦仅以供眼前记事达意之用。书之较古，或涵义较深者，即非其所能读，能从事于此者，则谓之文学之士，其学即谓之文学，其书因亦被文学之称，孔门四科中文学，即是物也。后世各种学问，皆用文字，故文学不能成为一种学问之名。古代学问，用文字者少，不用文字者多，则即其用文字者而名之曰文学，亦势使然也。《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九家易注》曰：“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案此释书契二字最确；狱吏仅知当世之法律禁辟，则以书治职之类也。项羽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此犹今略识文字之人，仅能记账、作书函、写券契，则以契明事之类也；文字通常之用，不过如此。用以载道、记大事、前人以之垂后，后人以之识古，本非人人所能，今日犹然，况古昔乎？《论语》：“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学者即以供通常之用，非游夏所通之文学也。然则所谓文学士者，即通知古今，而不仅囿于当世法律辟禁之人矣。《纪》又载始皇之语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欲以致太平”上，盖有夺文，此五字指文学言。焚其书而用其人者，特采取其谋议，用舍之权在我，若听其私相传授，则学者多，而非上之所建立者众，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矣，此始皇、李斯之所深恶也，而恶得听之？故若有欲学法令之“法令”二字，是否史公原文不可知，而其无背于当日焚书之意，则可断也。
    焚书之议，不外乎欲齐一众论。夫欲齐一众论者，不独始皇、李斯也，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与李斯议何异？特斯欲一之以当世之法律辟禁，而仲舒则欲一之以孔子之道耳。孔子之道，非吏之所知，欲以此一天下，自不得不用通知古今之博士。始皇令民以吏为师，而汉武独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其所以教民者异，其使之必出于一则同矣。
    庄子曰：“藏舟于山，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甚矣，世变之不可达也。世事日新，而人之所知，恒域于古，其所斟酌损益，以为可措之当世者，皆其鉴于已往而云然者也，而世事则已潜移矣。人之所为，终不能与时势尽合以此。李斯论当时之弊，谓“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又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而谓淳于越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善矣。抑此法家之公言，非斯一人之私言也：虽儒家亦恶处士横议。而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则亦恶夫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者矣。然而斯之所为，则欲复古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旧者也。虽董仲舒亦曷尝不愿之哉？未能致耳。亦何以异于淳于越乎？却行而笑人之北，岂不悲哉？
    李斯之负谤久矣，仲舒昔人称之，今亦以其抑黜百家为罪状，其实立言各以其时，不必相非也。后人生于专制已久，思想已统一之世，但患在上者之威权过大，在下者之锢蔽过深，不察时势之异，乃皆奋笔以诋李斯、仲舒，其实思想锢蔽固有弊，思想太披猖亦有弊。今也遇人于路，刺而杀之，则司败将执而致诸辟，虽途之人，亦莫之哀也，是以莫敢刺人而杀之也。若斯世之风气，十里五里而不同，有杀人于国门之外者，或訾其暴，或誉其勇，司败执而戮之，则或聚徒而篡之，而是邦也，不可以一朝居矣。此墨翟所以有尚同之论也，非独儒法也，一异道与异论，固晚周、秦、汉之世，人人之所同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