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七）杨朱之政治学说
    先秦诸子之学，无不志存救世者，独杨朱则不然。其自私自利，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其势力之雄厚，至于如此，深可怪也。杨朱事迹，散见周秦诸子者颇多，皆不及其学说，惟《列子》有《杨朱》篇，述其说颇详。胡适之谓当时时势，自可产生此种学说而信之；梁任公谓周秦之际，决无此等颓废思想而疑之。予谓二说皆非也。杨朱之学，实出道家。道家有养生之论，其本旨，实与儒家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之理相通；然推其极，遂至流于狭义之为我与颓废。所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学问所以当谨末流之失也。然杨朱之意，本在救世，所谓“为我”，亦为一种治术，而非自私自利之谓，则无疑也。
    道家养生之论，老子已言之，如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也。“若”同“乃”。此语诸子之言养生者多引之。《庄子》之《缮性》《让王》，《吕览》之《贵生》《不二》，《淮南》之《精神》《道应》《诠言》诸篇，发挥此义，最为透彻。《让王》篇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天下至重而不以害其生”，则与杨子之“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近矣，而顾曰“可托天下”，何也？盖道家之意，以为人生于世，各有其所当由之道，即各有其所当处之位。人人能止乎其位，则无利于人，亦无害于人，而天下可以大治。若其不然，一出乎其所当处之位，则必侵及他人之位；人人互相侵，则天下必乱，固不问其侵之之为善意恶意也。此亦道家所以齐是非之一理。惟如此，故谓仁义非人性，伯夷盗跖，失性则均也。道家之言治，所以贵反性命之情者以此。人人反其性命之情，则能各安其位矣。故道家之言养生，其意原欲以治天下。《不二》篇曰：“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天下、国、家与身，异位同本，理颇难明，《淮南·精神训》论之最好，其说曰：“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也。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此从消极方面言之也。若从积极方面言之，则其说见于《诠言训》。《诠言训》曰：“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乃养生论之真谛；“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即所谓反其性命之情也。惟反其性命之情者，乃可以养生；亦惟反其性命之情者，乃能为天下。故曰：“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世之不明此理者，每谓天下之治，有待人为；殊不知如是，则吾已出乎其位。出位即致乱之原，虽一时或见其利，而将来终受其弊。故桀纣之乱在目前，而尧舜之乱在千世之后。何则？古之人好争，好争则乱，于是以礼让为教。夫以礼让治当时之乱则可矣，然讲礼让太过，其民必流于弱。故凡出乎其位之事，虽得利于一时，未有不蒙祸于将来者。佛说世人所为，“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暂得融解，还增其厚”，理正由此。然则孰若人人各安其位，不思利人，亦不思利己之为当哉！故《列子》载杨朱之言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又曰：“古之人，损一豪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夫人人不损一豪，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之说如此，在哲学上，亦有甚深之根据，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淮南·氾论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为我之义，出于道家之养生论。
    然则杨朱之说，即万物各当其位之说，原与儒家相通。然所谓位者，至难言也。以人人论，则甲所处之位，非乙所处之位；以一人论，则今所处之位，非昔所处之位。以位之万有不同，所谓当其位者，亦初无一定形迹。“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皆是理也。然则处乎君师之位者，即以一夫不获为予辜，亦不为出其位；遭值大乱之时，又怀救世之志者，即如孔子之周流列国，亦不为出其位。若但执七尺之躯为我，以利此七尺之躯为为我，而执此为当处之位，则谬矣。一种学说，推行既广，必不能无误解其宗旨之人，此杨氏之末流所以流于无君，而孟子所以辟之也。然则如《杨朱》篇所载之颓废思想，乃杨学之末流，固非杨子之咎，而亦不得谓杨氏之徒无此失也。《列子》固系伪书，其所谓《杨朱》篇者，亦或不可信。然《庄子·盗跖》篇设为跖告孔子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瘐之误。瘐即瘉。瘉，病也。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所以全真也，奚足论哉！”与《列子·杨朱》篇所谓“徒失当年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者，又何以异？跖之言曰“不能说其意志，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曰“子之道非所以全真”，皆足见其所持，为道家养生论之流失也。《列子》此篇，盖有真有伪，其真者盖剽自先秦古籍，而伪者则张湛之徒所推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