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对老蒋的党国来说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件事令蒋介石心急如焚，一件是被他数百万大军围追堵截的中共中央红军，竟然突破他设定的道道重兵把守的天险，突出重围到达陕北。
    1933年秋至1934年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连续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根据地被压缩到很少的一片区域里，已经无法再与国民党军相对峙，被迫撤出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漫漫地长征路，到北方去，到抗日的最前线，这是当时红军喊出的最响亮的抗日口号，但中央红军到底到哪里去长征的初期好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领导人博古、李德一味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同年12月初，中央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严密的封锁线，进至湘江以西，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人数从八万多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之战红军的血都把湘江将面水都染红了。
    老蒋的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进一步消灭这疲惫不堪的三万红军指日可待，更何况他们国民党军常常是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无论从装备上、兵力上，甚至兵法教科书上定义检验，共产党中央红军的覆灭那是一件毫无悬念事情。
    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又集结重兵于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路上，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后，攻克黎平，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之间，终于出敌不意地强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迫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和突破天险大渡河，随后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6月初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称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8月间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路军，通过泥泞的草地到达巴西、包座、阿坝地区。当时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却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9月10日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中央机关共8000余人继续北上，并改称陕甘支队。陕甘支队北上后攻占腊子口，突破老蒋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陕甘支队随后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从而结束了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最远行程约2.5万里，转战十一个省，完成了向西北的战略转移，从而在陕甘地区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为抗日准备。
    红军千里迢迢，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在老蒋的天上飞机地上大炮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认为红军完了，共产党完了，蒋委员长也觉得只要他愿意，共产党中央红军随时都能歼灭在长征路上，可他每一次都好像跟胜利擦肩而过，机会 就这样一次次地失去滑过，让红军逃到了陕北那贫穷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有个朋友的朋友问过我这样一句话，说：“看地图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走下来，老蒋百万大军围追堵截，跟着屁股打，简直是海陆空立体作战，从南方一直追着打倒北方，硬是没把红军给灭了，可问题来了，难道红军到了陕北就是到了家么，老蒋为什么就停止了，不打了呢？”
    这个问题咋听起来的确是个问题，也觉得老蒋是有点奇怪，但仔细一想，又看了一下地图，这个问题明摆着就不是个什么事。陕北那个地方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根本就不适宜大部队展开行动，机器化部队，大炮在哪些地方不但运输是个事，也没有多大应用价值，更何况陕西那地方缺水少粮，老蒋当时不傻，后来也就是1947年老蒋傻了一回，派胡宗南30万大军杀进陕北，想一举端掉共产党的老窝，活捉毛泽东，可大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正杀进去后傻眼了，发现根本找不到目标，反而今天被吃掉一个团，后天吃掉一个旅，最终30万大军还打不过彭德怀2万人马，还白白送给彭德怀10万条枪，15万俘虏。不过，这在1935年的时候，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最只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陕北之北就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如果老蒋傻了吧唧再赶到陕北打击共产党和他的中央红军，老蒋是怕跟日本人接上火，那是万万不能做的事情，用老讲的话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当然，这是老蒋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但也完全代表了老蒋对日本人的观点。更何况共产党红军那么点人马，那样落后的武器，又没有多少弹药可用，更得不到一点军援的部队，还不够日本人塞牙缝的，他们高喊着抗日顶上去，那是自己找死送死，老蒋当然不拦着，还乐于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呢？
    那个朋友的朋友吃惊了，说：“这不是窝里横么？”
    我说：“对了，现在有人总是说独裁，什么是独裁，真正的独裁都是对内凶狠，对外狗熊，窝里横就是他们的共性！”
    这仅仅是说了这第一件事，这第一件事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还有另一件事，老蒋心急如焚的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就是胶东“赤匪猖獗”，跟陕北的中央红军形成东西遥相呼应。
    都说按下葫芦浮起瓢，1935年年底的老蒋是葫芦没有按下去，胶东那面又浮起了瓢，中央红军的红军旗没有灭掉，胶东赤匪竟有竖起了另一面红军旗，蒋委员长这回不但心急如焚，简直就焦头烂额了，胶东赤匪举起的旗帜竟是“胶东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又是红军，这红军怎么灭也灭不完啊，这老蒋能不心焦么？
    1935年11月29日，英雄的胶东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胶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起始日期是农历十一月初四，所以历史上被称为“一一·四”暴动。
    20世纪3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对胶东的掠夺日渐深入，加上连年灾荒，官府、地主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1934～1935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又在胶东广征民工，修筑公路，仅烟（台）荣（成）路、烟（台）石（岛）路、荣（成）海（阳）路，一年就抽调当地61万人服役。同时，其他徭役又增，仅文登县一年服其他徭役用工即达121万个。1935年春，胶东各地人民的反修路斗争惨遭镇压后，中共胶东特委决定按照上级指示，发动农民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
    前面说过了，由于原来的暴动时间定在公历的11月26日，也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初一，由于购买枪支弹药的人逾期未归，各路暴动队伍颇感仓促准备不及，还有另外一点制造炸弹一直没有成功，这所有的原因促使特委做出暴动时间向后推迟三天的决定，这一决定赶在第一次要暴动的时间到来之前通知了下去，几乎所有的暴动队伍都得到了通知，可凡事总有那么一点点意外，让人始料未及的是11月26日夜间，海阳大巩村的部分党员组织80余人开始行动，攻打郭城联庄会。结果，队伍被打散，还被捉去4人。
    还有11月26日午夜，女党员孙喜吾在党员李会春、李志香、李长春的配合下，起出藏在槐家泊村坟地里的三十几支枪，安全地送到暴动集结地小管村。11月27日，得知敌人出动的情报，海阳县委决定暂不暴动，并派人通知其他暴动队伍。但这份重要情报，阴差阳错竟未送出。
    11月28日晚，海阳东部地区30多个村的100多名党员、群众，集结于小管村，准备与夏村民团哗变队伍里应外合，攻打夏村区公所。安插在民团的是地下党员唐维兴，时任国民党海阳县三区区中队队长，担负着内应任务。不料，兵变前，身为暴动成员的三区区长王济占的警卫员王深禄突然叛变，唐维兴被捕，敌人在夏村戒严。情况有变，暴动队伍在程伦率领下，转至海阳、牟平两县交界的南西屋村。
    11月29日，在那里竖起了暴动大旗，并向牟平县的后松椒村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