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珠刘经三他们在崮头集被捕，胶东特委并不知情，从崮头集押送到了文登城，文登城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自然就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胶东特委，胶东特委新任书记常子健显得非常焦急，特委一下子失去了三员猛将，上级布置下来的暴动建立根据地任务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搁一搁，这特委今后的工作怎么做，这件事还真得开会好好研究一番。
    常子健在上马庄马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上马庄是一个很少的小山村，特委昨天晚上才秘密迁到上马庄，有证据表明他们特委原来住居的村庄已经暴露，为了安全起见特委连夜迁移也是没有办法发的事情。
    会议上在要不要营救张连珠刘经三他们三人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委委员邹恒禄建议马上由特委游击队组成一支精干小分队，实施跟踪营救，因为有证据表明文登县县长刘崇武要把张连珠刘经三他们三人押解济南府，从文登到济南，这数千里地的路途，总会有小分队下手的时候，营救他们把握很大，应该不成问题。
    邹恒禄，又名邹青言，化名俞可范，代号石匠俞。1901年3月出生于文登葛家镇林子西村一户贫农家庭。兄弟3人，他为兄长，其父邹连群，因病两耳失聪难理家务，支撑门户的重担过早地落在邹恒禄尚且稚嫩的肩上。因家庭生活窘迫，他读书两年就辍学务农。
    邹恒禄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农会”开始的。1932年，邹恒禄在村子里的“同乐处”听说，有个“农民协会”组织，那里面都是农民，大家联合团结起来，可以抗租息和苛捐杂税，他觉得很对心思。回家就向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很支持。邹恒禄加入农民协会后，积极地宣传、组织农民，成为该区农民协会的骨干。
    众所周知，农会、工会等组织多是早期孕育共产党员的摇篮，邹恒禄在农会中的表现也引起了党组织的主意。1933年春，中共党员张连珠（邹的表弟）以走亲戚作掩护来到邹恒禄家。用一番朴实的话语吸引邹恒禄入了党。在入党初期，邹恒禄就有着把昆嵛山变成胶东“井冈山”的目标，第一年，他就发展了吕式山、邹恒德、于同芝等8名党员，并建立了3个党支部和若干党小组。年底，文登老三区已有党员36名。
    当时国共尚未进行二次合作，邹恒禄的很多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其条件恶劣可想而知。有一次，他从文登一富户家的进步子弟手里弄到一袋子银元，连夜赶往荣成“堡垒户”丛日霞（中共地下党员）家中躲避。丛的母亲掌灯一看，见他赤裸的上身沾满了草屑，遍身被刺蛾蜇得红肿起来，含泪用碱水给他擦身。丛的父亲见他下身短裤被树枝划破，已难以遮羞，感慨地说：“身背银元，却一寒如此！共产党的人廉洁清明，不为私利，日后必成大器，顶天立地，是中国人的希望所在啊……”
    1934年2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常子健来胶东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组建了胶东特委，常子健任书记，邹恒禄任特委委员兼文登县委委员、职工会会长。
    按道理讲邹恒禄提出的营救计划不是不可行，可作为胶东特委书记的常子健却坚决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做好革命工作不能过多地夹杂过多的私人感情问题，因为张连珠是邹恒禄的表弟，邹恒禄焦急上火那是人之常情，更主要的事特委一下子失去三位主要领导，这对今后的工作，特别是要完成山东共青团工委瞎打的组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建立昆嵛山根据地的任务关系重大。邹恒禄跟逮捕的张连珠是姑表兄弟，说没有私人情感里面那是谁都不相信的，邹恒禄也承认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还有一点就是文登县县长刘崇武押解张连珠刘经三他们会用什么方式，火车、汽车，还是海上轮船，在这些条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盲目进行营救，成功没有把握，营救的同志会付出很大的牺牲这是不容置疑的。
    常子健还有一个问题也不能不说没有道理，常子健说：“敌人逮捕了我们的三个主要领导同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敌人并不就一定确认他们三个人就是我们的同志，就是共产党，如果我们冒然这个时候相救，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一定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如此下大力气营救，这会给他们今后脱身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反倒是帮了敌人的忙！”
    常子健说的这种情况不是不存在。常子健强调眼下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改变我们胶东的格局，我们在缺少三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努力地工作，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按照代替山东省委工作的山东省工委的指示精神，建立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尽快地将昆嵛山根据地也建立起来，这才是特委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委会议没有制定营救计划，却进一步地确定了积极准备暴动的工作任务。
    会议之后邹恒禄就有些闷闷不乐，这个时候一个人靠了上来，这个人问：“邹会长，你担心什么？”
    邹恒禄听到有人这样问他，抬头一看，这个人认识，是眼下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于得水。于得水邹恒禄张连珠他们之间都是很熟悉。他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于得水，原名于作海，曾用名于海，高德胜、刘二伦、林德胜。于得海山东省文登市铺集镇洛格庄村人。于得水从18岁开始拜师学武艺，19岁加入武术会，早起晚睡练武功。几年之后，学成了一身好武艺。1931年5月，经人介绍，于得水参加了农民协会。
    由于于得水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又经常接触共产党员邹青言、于绍先等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1933年7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邹恒禄、于绍先、吕以明等人在于得水家开党员会议，不料，被本村坏人侦知密报。葛家联庄会会长丛镜月带领百余人包围了于家的茅屋。幸好，这天于得水的妻子起得早，忽听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急忙将熟睡的于得水推醒。这时，几个敌人已端枪冲进了院子，用力踢门叫骂。于得水一个急翻身，顺手摸起挂在墙壁灯窝里的一把菜刀，猛地向炕上一拍，大吼一声:“哪个想死就过来!“并大声吆喊妻子:“快拿枪来!“敌人早就闻知于得水武艺高强，又听说有枪，更加害怕，已经冲进屋里的敌兵急忙退回到院子里。于得水乘机一个箭步从炕上跳到桌上，再跃到箱橱上，用肩膀将屋笆一扛，房子被顶破一个大窟窿，飞身蹿上屋顶，躲进了邻居孙树堂家的炕洞里。
    敌人没有抓到于得水怎肯罢休，便翻箱倒柜，并将于家人全部赶到院子挨个盘问，一无所获的敌人把于得水年仅5岁的儿子打得鼻口出血，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孙树堂家人跑过来告诉，于得水正藏在他家的炕洞里，于得水的妻子急忙找出于得水的衣服，又找出了粪篓子、蓑衣和草帽，让人送给了于得水。等到中午敌人都撤走了，于得水钻出炕洞，装扮成拾粪的，混杂在上山干活的人群中出了村。这次于得水虽幸免于难，可是，他的家门被封，全家人被押到县衙。父亲受酷刑，母亲被打致死，孩子吓死一个，另一个送到牟平一个同志家里寄养。
    从此，于得水离开了家，改名林得胜，隐蔽在昆嵛山区进行武装游击活动。他先后几次孤身御敌，凭着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武艺，以少胜多，化险为夷。于得水跟邹恒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于得水当时虽然还没有资格参加特委会议，但会议上的情况他也知道一点，邹恒禄沉吟着没有回答，于得水问：“是不是担心他们路上的安全？”
    邹恒禄点点头，因为当时在国民政府有的县，分明是招安了一些土匪当警察，警服都发给了他们，然后说是去济南培训，半路上就把他们全杀光。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在山东老百姓中反响很大，邹恒禄怕就拍这样的悲剧重演，那样他对不起自己的姑表弟弟张连珠，更对不起含辛茹苦将弟弟张连珠抚养成人的姑姑，更主要的是胶东的革命事业不能一下子损失这样三个重量级特委领导。邹恒禄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但特委的决议又不能不执行，我真得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是！”
    于得水笑了，于得水说：“邹会长，这件事你就交给我于得水一个人就是了，我一定能保护好他们三个人的生命安全，说不定我还能顺手牵羊，将他们三个营救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