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厉的枪声,把人们的心撕碎了。大街上的群众全哭了。有的放声嚎啕,有的抱头呜咽。这嚎啕,这呜咽,最后汇成一句共同的心声:“国民党真坏,左武堂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有骨气!好样的。”
所有的人都自发地围上去为他收尸、守灵,万人空巷地把他送到了墓地,并隆重地举行了告别仪式!
梁秉锟弄不明白了,他大张旗鼓枪毙左武堂,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意在想给莱阳当地的共产党人一个震慑,没想到适得其反。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县长,却没想到这事做的灰溜溜的,枪毙并没有真正的押送到刑场举行,而是匆匆忙忙地在押送路上完成,做贼一样,一点底气都没有。
通过枪毙左武堂这件事来看,梁秉锟没想到共产党在老百姓中这样有威望,不是他一个莱阳县县长所能比拟的。梁秉锟感觉全莱阳城的老百姓都和他作对,都对他梁秉锟有仇一样,他们毫无顾忌地为左武堂收尸守灵,还把他左武堂一直送到墓地,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告别仪式,这不是做对又是什么!
人心不可违。
梁秉锟作为一个读书人,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在反思,难道我梁秉锟真得做错了什么吗?
梁秉锟可以拍着胸脯说:他梁秉锟也想做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也深知要改变中华民族经常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但他又觉得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就叫新乡村建设,这一点他梁秉锟跟梁漱溟是一致的。
凭良心讲,他梁秉锟来莱阳实行的一些新政,原本就是从梁漱溟从中国传统“乡约”中受到启发,创立的一种寓乡里组织于学校之中的农村基本社会组织。而这时的乡农学校,却成了梁秉锟的一个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为一体的综合组织,他自己就兼任乡农学校的校长兼任区党部常务委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莱阳的老百姓好,梁秉锟为莱阳的长治久安,可谓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当然了,梁秉锟所做的这一切也不排除为了报答韩复榘的知遇之恩,梁秉锟一直致力于将莱阳县建成模范县,他梁秉锟把在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好的经验也带到了莱阳,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农村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如乡学、村学和乡村自卫组织等。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合作社等,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难道莱阳的老百姓都把这些给忘了么?这问题到底处在什么地方,梁秉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梁秉锟认为镇压共产党也是为了一方治安,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莱阳老百姓能有一个安定平和的生活环境?他的苦心老百姓怎么就不领情呢?
梁秉锟对左武堂受到莱阳民众的爱戴特别不理解。梁秉锟心烦意乱,习惯地又端起茶杯,可他一点都不想喝水,他举起来,一下子就把茶杯带水摔在地上。梁秉锟从茶杯落地的破碎声中,让自己压抑的心情有了瞬间的那么一点释放。
徐元沛急急忙忙地走进来,看看地上摔碎的茶杯,遍地地茶水,徐元沛春风得意的笑脸立刻变苦脸,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县长大老爷,我们又发现了新的共产党!”
又是共产党,自己的文人好名声,都是因为共产党给毁了,这个时候梁秉锟听到共产党三个字脑袋就发炸,想要炸裂一样让他难以忍受,梁秉锟跳起来用手指着大门外对徐元沛说:“滚,给我滚,滚的远远的,我不想再看到你!”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哪跟哪啊,徐元沛无辜被梁秉锟下逐客令,徐元沛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徐元沛哑巴被驴奸了,有苦说不出,徐元沛一脸可怜相,徐元沛解释说:“县长大老爷——”
徐元沛一句话刚刚开了个头,看看县长怒发冲冠的样子,立刻把要解释的话咽回肚子里,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徐元沛就妥协了,说:“我滚我滚,我马上就滚——”
徐元沛灰溜溜地一溜小跑地跑出县政府,徐元沛不明白县太爷的脑袋什么地方搭错了线,今天拿他徐元沛当出气筒。
左武堂被杀消息传到了胶东特委,胶东特委在刘经三的主持下,立刻就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上刘经三问大家:“梁秉锟越来越显露出了他的反动本质,我们的好同志左武堂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了,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大伙说怎么办?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这样的局面我们在不能进行下去了!”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几位特委委员都面面相视,谁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姜宗泰却显得特别沉稳,姜宗泰说:“对付反动派肯定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们老古人留下的一句话说得很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毛主席早就说过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要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杀,我们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除此之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
所有的人都觉得姜宗泰说的很对,因为在中央的文件中早就有过精确的论断,一般干部都并不陌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
当初梁秉锟刚刚担任莱阳县县长的时候,特委有的同志认为梁秉锟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的人的优点就是通情达理,甚至建议跟梁秉锟谈判,想让梁秉锟做一个白皮红心的开明县长,事实证明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是很幼稚的一种想法。梁秉锟书读的不少,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但他的知识只是知识而已。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知识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是让人明理,不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关键是看这个人站在什么立场上,用老百姓的话说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屁股决定脑袋,这也很说明问题。
梁秉锟如果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难说他就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甚至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怎么也不会追杀共产党;关键是他站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与人民为敌的,他追杀共产党,跟共产党过不去也就不足为怪了。
要发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暴力发对反革命的暴力。姜宗泰的一句话说在点子上,也给入会的人打开了思路,武装斗争成了这次会议的共识。会议一直决定原来的特务队打狗队改编成地下游击队,由原来的小打小闹,针对性地锄奸打狗,变成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战略的改变,对形势时局的变化,肯定至关重大,对胶东的共产党来说就是一种战略的提升,有人担心这样把动静搞得太大,会招来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清剿。
姜宗泰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我带着游击队上昆嵛山,在山上跟敌人周旋,这样能极大地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也不会让敌人全力以赴的抓捕追杀我们共产党人!”
重大战略的转变,作为只是一个特委组织委员的刘经三颇为感到压力,胶东特委太需要一个新的特委书记领导了,可是山东省委已经遭到了彻底破坏,已经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北方局,刘经三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暗暗地下决心,到天津寻找北方局,让北方局再给胶东特委派一个新书记来,更好地领导我们胶东的革命工作,自己在这么大的变革中感到了诸多的压力。
当然了,这仅仅是刘经三在会议的间隙中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武装斗争,特委的会议还在地下游击队的这件事上展开论证,但一个十分突出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就是游击队扩大了,武器装备没有着落,这样的游击队就是扩大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很难转变胶东共产党的战略提升,姜宗泰说:“这件事大伙就不用费心了,我有办法搞到枪,而且还是机关枪!”
姜宗泰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游击队长姜宗泰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了一个猎取目标。这个猎取的目标是一个大地主,他的家中豢养着七十多人的家丁,还有一挺十分诱人的花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