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沛的一声鱼死网破，徐元章猛然意识到他们兄弟的命运从此就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徐元章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徐元章就结结巴巴地问徐元沛：“哥哥，你的意思是我们真得不吃共产党这碗饭了？”
    徐元沛咬牙切齿地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换个地方吃饭，老子吃的更香，肯定就会成为他人的宾上客，荣华富贵过一生，从此再也不受这份老鼠气，也做他娘的一回猫！”
    徐元沛私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猫和鼠，徐元沛把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及各级地主民团武装说成是猫，把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人说成是鼠，并一直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徐元章说：“哥哥当一回猫的意思，我们给共产党来个反戈一击？”
    徐元沛恨恨地说：“对，就是这么个事，我要叫他们尝尝得罪了我徐元沛的厉害！”
    徐元章对将要到来的变故，还是有些恍恍惚惚，云里雾里，让他有些七上八下，就又说了一句：“我们这样做不就是叛党投敌么？”
    徐元沛瞪眼睛斥责徐元章：“什么话，怎么说的那么难听，我们这种做法叫改换门庭，就像寡妇改嫁一样。”
    徐元章说：“我们不是寡妇，我们这是抛夫离子，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是另攀高枝，可话是可以这么说，这心里头还是有些不甘心。”
    徐元沛说：“你还有什么不甘心的？”
    徐元章牙疼似地吸口冷气，说：“可是我们兄弟这么多年在共产党哪里的经营不就全废了，可惜了大哥给我们留下的那份家业，如果共产党有一天真得做大，我们兄弟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功劳，全是罪孽，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不也还是过街老鼠？”
    徐元沛很自信地说：“我看不会的，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起码在咱山东韩复榘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山东立住脚跟，我们这辈子是看不到共产党所说的哪胜利的一天。”
    徐元章问：“我们投靠了国民党就算不杀我们，他们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徐元沛说：“论功行赏，升官发财，最不济也能做二王兄弟那样，怎么也能做一个捕共队队长干干！”
    徐元沛说得二王兄弟是指王复元、王天生兄弟二人。
    这是几年前轰动济南市、乃至整个山东省的大事件。王复元又名王全，1900年生于山东历城县，幼年读过私塾，“五四”运动前后，王复元在邓恩铭就读的济南山东省立一中当电工兼传达员，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21年春，王复元在《大东日报》报社任校对，并与王尽美、王翔千共同创办《济南劳动周刊》，1922年，王复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春，王复元被党组织派往张店开展工运工作，1924年他建立了中共张店车站党小组，并担任组长。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王复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筹建、成立国民党淄博张店联合县党部的工作，并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5年王复元被派往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
    中共成立前，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一边工作一边革命，中共“一大”召开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由苏联给钱，在中国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随后，中共全部经费的绝大多数来自于苏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对党的经费问题进行了说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可以说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党组织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下去，一般是苏联给经费，然后由中央再分拨给各地党组织，但经常出现苏联给的经费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
    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 000元，而王复元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随后，王复元利用担任山东党组织重要职务之便，多次贪污公款。
    1928年4月，王复元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2 000元资金，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的重任，最终石印局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对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早在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中共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通告说“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形。”“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留情地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当时的共产党为什么能革命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腐败零容忍，而这个零容忍不是说在嘴上，更不是仅仅写在文件上，是实实在在执行在行动上。依据中央的文件，邓恩铭将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成了中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而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
    同时，王复元也是中共历史上最血腥，最疯狂的一位叛徒。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对中共怀恨在心，竟于1928年上半年投靠了国民党，1928年11月，王复元与当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子王乐平相互勾结，并共同发表了“反共宣言”，在王乐平的策划下，王复元的胞兄王用章随后也叛变投敌，王用章就是那个王天生原来的名字，王天生是王用章叛党投敌后的化名。
    王用章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共早期的党员，用现在的话说含金量是很高的，是原始股。1925年，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王用章任候补委员，并担任党内交通。
    1929年1月19日，王复元带领敌人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17位同志。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在校就读的中学生，他出生在贵州荔波一个水族人家庭，也是13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
    1927年3月，邓恩铭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邓恩铭又应邀到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向广大学员介绍山东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情况。随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并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党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共山东省委曾在1927年9月15日致中央，要求把邓恩铭调出山东，以防不测，中央当时打算派刘少奇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但那时刘少奇生病住院，邓恩铭只能仍然留在山东工作。
    1929年1月9日，邓恩铭在暂住的省委宣传部机关被捕，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枪决，就义时邓恩铭只有30岁。
    王复元、王天生“二王” 兄弟公开自首叛变后，出卖组织，带领敌人秘密逮捕了包括山东省省委书记邓恩铭在内的共产党一批党员、干部之后，变本加厉，纠集一些叛党分子和被清除出党的渣滓，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王复元自己充当捕共队队长，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当时，济南被日军占领，国民党不能明目张胆的行凶抓人，于是国民党就与日伪警察局一同行动，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公开自首叛变后，王用章改名王天生，“二王”叛党后，出卖组织，王复元还担任了“捕共队长”，致使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山东大地。
    “二王”这件事对山东共产党的打击是空前的，也是毁灭性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也成为了山东共产党人梦魇写进了材料里，徐元沛现在再提“二王”兄弟这件事，因为徐元沛觉得他们的事与当年二王的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简直就是一个翻版，因此徐元沛也想如法炮制，给山东共产党人再一次血的教训。
    徐元章却还是犹豫不定，徐元章问：“哥哥，这件事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不是缓一缓再做，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悬！”
    徐元沛说：“还缓个啥，我的主意已定，明天、不，我马上就让共产党亲口吃下我徐元沛酿给他们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