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克努特·奈斯博
    足球好手、吉他手、好友、我的弟弟
    【序幕】
    它在门内沉睡。
    转角柜里弥漫着老木头、残余火药和擦枪油的气味。每当阳光从窗外照进房内，就会穿过柜门的钥匙孔，形成沙漏状的光束，射进柜子。阳光只要移动到某个角度，光束就会落在中间的层架上，让它在层架上发出暗淡光芒。
    它是一把敖德萨手枪，是小有名气的斯捷奇金手枪的山寨版。
    这把外形丑陋的自动手枪有一段流浪漂泊的过往，它曾被立陶宛的哥萨克人带去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南部的多个厄尔卡据点之间移动，成为哥萨克领导人“阿塔曼”的所有物，后来被警察拿来杀了这个阿塔曼，再流落到下塔吉尔市一位喜欢收集枪支的典狱长家中。最后鲁道夫·阿萨耶夫把它带来挪威。鲁道夫外号“迪拜”，失踪前曾以一种类似海洛因的鸦片类药物“小提琴”垄断奥斯陆毒品市场。如今这把手枪就在奥斯陆，就在霍尔门科伦区，就在萝凯·樊科的大宅里。这把敖德萨手枪的弹匣可装填二十发马卡洛夫子弹，口径9毫米x18毫米，一次可发射一枚子弹，也可连射数发。目前弹匣里还有十二发子弹。
    已击发的八发子弹中，三发用来瞄准竞争对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药头，只有一发命中。
    另外两发子弹射杀了古斯托·韩森，他是个少年窃贼，也是药头，曾窃取鲁道夫的钱和毒品。
    现在这把手枪依然飘散着最后射出的三发子弹的火药气味。这三发子弹击中了前任警官哈利·霍勒的头部和胸部，当时他正在追查古斯托命案，而他遭子弹击中的地点正好就是古斯托命案的现场：黑斯默街九十二号。
    警方依然未能侦破古斯托命案，案发后遭逮捕的十八岁少年也已获释，主因是警方找不到凶枪，也无法把少年跟任何武器联系起来。少年名叫欧雷克·樊科，他每晚都在睡梦中因听见枪声而惊醒，瞪大眼睛看着黑夜。他听见的枪声并非来自射杀古斯托的那两发子弹，而是另外那三发。那三发子弹射中的警察在欧雷克的成长过程中对他而言如同父亲。他曾梦想这位警察——也就是哈利——会娶他母亲萝凯为妻。欧雷克用灼灼目光望着黑夜，心思系在房间另一侧那个转角柜里的手枪上。他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再见到那把枪，也希望没有人会再见到那把枪。他希望那把枪就这样静静躺着，沉睡到永远。
    他在门内沉睡。
    这间病房有警卫看守，房里弥漫着药品和油漆的气味，床边的监视器显示他的心跳。
    奥斯陆市政厅的社会事务议员伊莎贝尔·斯科延，以及刚上任的奥斯陆警察署长米凯·贝尔曼，都希望自己不会再见到他。
    他们希望没有人会再见到他。
    希望他就这样静静躺着，沉睡到永远。
    第一部
    他突然有个预感，就跟他在盲目滑雪时得到的预感一样。
    他感觉得到他看不见的东西：有人站在外头的黑暗中注视着他。
    他抬头看去。
    1
    这是个温暖而漫长的九月天，阳光将奥斯陆峡湾照得有如一池亮灿灿的熔银，将带有一抹早秋色彩的低缓山脉照得熠熠生辉。每当碰上这么美丽的日子，奥斯陆居民总发誓他们会永远住在这里。太阳沉落在乌灵山后，最后几道金光洒在乡间，洒在简朴的矮房子上，这些房子见证了奥斯陆的朴实出身。阳光洒在华丽豪宅上，这些豪宅述说的是挪威的石油开发成果，石油让挪威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国家。阳光洒在斯滕斯巴肯公园山坡顶的毒虫身上，洒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小社群里，这里的用药过量致死率是欧洲城市的八倍。阳光洒在庭院里，这里架有弹跳床，周围设有保护网，国民健康手册建议在弹跳床上玩耍的孩童一次不能超过三个。阳光洒在山林上，这片山林环抱着半座城市，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奥斯陆大锅”。阳光不肯放开这座城市，它伸长手指，犹如火车车窗内挥别的手，迟迟难以放下。
    今早太阳升起时，空气冷冽清澈，阳光有如舞台灯光那般刺眼。不久气温回升，天空转为深蓝色，空气中蕴含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悦感，就是这种感受让奥斯陆的九月成为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月份。温柔的夜幕缓缓降临，马里达湖附近山坡上的住宅区飘散着苹果和云杉的温暖芬芳。
    埃伦·文内斯拉攻向最后一座山坡的坡顶，他感觉到了乳酸堆积所造成的肌肉酸痛，但仍专注于让双脚保持正确的垂直姿势，不停踩动卡式踏板，膝盖稍微内缩。保持正确姿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身体疲惫的时候，因为大脑会不断释放出叫你改变姿势的信息，好让不那么疲惫但效率较低的肌肉接手。他感觉坚固的自行车骨架吸取他踏出的每一分力量。他切换到低速挡，站起身来，加快速度，维持相同的踩踏频率，大约每分钟九十转。他查看心率监视器，上面显示一百六十八。他用头灯对准装设在手把上的卫星导航仪，这台导航仪内存有奥斯陆及其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这台自行车和这些配备花了他一大笔钱。严格说来，像他这样刚退休的警探不该花这么多钱，但他现在必须面对不同人生阶段的挑战，因此维持体能显得格外重要。
    倘若他够坦诚，会承认其实自己面对的挑战变少了。
    乳酸在他大腿和小腿内产生灼热感，虽然难受，但也是之后定有所获的美妙保证，包括汇集的内啡肽、一碰就痛的肌肉、问心无愧的轻松感，以及日落后若气温没有大幅下滑，可以和妻子在阳台上享受一瓶啤酒。
    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他来到了坡顶，路面变得平坦，马里达湖就在前方。他慢下速度。他已离开市区。说起来挺令人难以相信的，只要从这座欧洲首都的市中心奋力骑车十五分钟，就能置身于农田草地和苍郁森林的怀抱中。眼前的小径为薄暮所笼罩，他的头皮沁出汗水，在炭灰色的贝尔牌安全帽底下发痒。光是这顶安全帽的价钱，就抵得过他买给孙女莉娜·马里亚当作六岁生日礼物的自行车。他没把安全帽脱下，因为自行车骑手的意外死亡通常是头部受创所致。
    他又看了看心率监视器。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二。一阵舒爽微风吹来，带来远处市区的欢呼声。那声音一定是从伍立弗体育场传来的，今晚有场重要的国际赛事正在举行，好像是挪威队对上斯洛伐克或斯洛文尼亚队。埃伦想象那些掌声是为他喝彩的。已经有好一阵子没人给他鼓掌了，最后一次是在布尔区的克里波刑事调查部退休欢送会上，现场准备了好几层的蛋糕，部长米凯·贝尔曼也前来致辞。后来米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最后终于坐上警署顶端的宝座。那天埃伦接受大家的掌声，直视众人的目光，对每位弟兄表示感谢，准备发表简短感言时甚至还一度哽咽。他的感言言简意赅、陈述事实，十分符合克里波的传统。他的警探生涯有起有落，但不曾捅出什么大娄子，至少就他所知没有，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确定自己查出的真相百分之百正确。现在dna鉴识技术日新月异，高层已指示警方运用新技术来检视被束之高阁的旧日悬案，但风险也随之而来，像是真相、新的真相、结论。警方若只是重新检视悬案也就罢了，但埃伦不明白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在早已侦结的案子上。
    天色渐暗。路灯虽亮，但他还是差点骑过头，错过指向森林的木制指示标志。它就立在原地，跟他记忆中一模一样。他转个弯，骑上柔软的森林土地，沿着小径缓缓前进，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头灯光线照亮前方，只要一转头，光线就会受到两侧茂密云杉林的阻挡。无数黑影在他前方掠过，仿佛受惊而匆忙改变形状以潜藏起来。每当他想象自己和她易地而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她遭到囚禁和强暴三天之后，手持手电筒，没命奔逃。
    前方突然出现亮光，映入埃伦的眼帘。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亮光来自她的手电筒，她又再度上路奔逃，而他骑摩托车在后追赶，追上了她。前方的光线摇曳晃动，接着就朝他笔直射来。他停下车子，翻身下车，头灯照向心率监视器。心跳已降到一百以下，挺不错的。
    他解开帽带，脱下安全帽，抓了抓头皮。天哪，太爽了。他关闭头灯，把安全帽挂在手把上，推着自行车朝亮光走去，感觉挂着的安全帽抵在自行车骨架上。
    他在手电筒光线的前方停下脚步，强力光束照得他双眼发疼、目眩眼花。他似乎听见自己浓重的呼吸声。奇怪，他的心跳速率怎么会这么低？他发觉那一大圈颤动的圆形光束后方出现动静，有个东西高高举起，接着就响起低低的破空之声。这时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他不该脱下安全帽的，自行车骑手的意外死亡通常是……
    他的思绪似乎开始断断续续，仿佛时间出现位移、画面突然断线。
    埃伦惊诧地直视前方，感觉一大颗温热汗珠滚落额头。他开口说话，但话语毫无条理可言，大脑和嘴巴之间的联结好像出现阻碍。低微的破空之声再度传来，接着声音就消失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连他自己的呼吸声都不见了。他发现自己跪了下来，自行车缓缓倒向路旁的水沟。黄色光线在他眼前舞动，但是当那颗汗珠滑到鼻梁，渗入眼睛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三下重击感觉有如一根冰柱钻入他的头、颈、身体，刹那间冻结一切。
    他心想，我不想死。他想把手臂高举过头防卫，四肢却不听使唤。他知道自己已经瘫痪。
    他没感觉到第四下重击，但是从湿润土壤的芬芳气味来分析，他已倒在地上。他眨了几下眼睛，视线再度变得清楚。他看见自己脸旁的泥地上有一双肮脏的大靴子。鞋跟抬起，靴子腾空，又落回地面。这动作不断重复：鞋跟抬起、靴子腾空。对方似乎正在跳跃。跳跃是为了加重力道。他脑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他必须记住她的名字，他不能忘记她的名字。
    2
    警员安东·米泰从红色的奈斯派索d290小型咖啡机上拿起半满的塑料杯，弯腰放在地上，因为四周没有桌椅可以放置。他拿起另一个咖啡胶囊，下意识地查看铝箔包装上是否没穿孔，表示没使用过，才把它放进咖啡机，然后拿了个空塑料杯放在喷嘴底下，按下一个亮灯的按钮。
    他看了看表。咖啡机发出呻吟声，喷出液体。午夜十二点的换班时间就快到了。她正在家里等他。但他心想应该先教教新来的女同事熟悉这里的规矩才行，毕竟她还只是个实习生。女同事的名字是不是叫西莉亚？安东看着喷出的液体。如果换作男生，他还会不会主动帮忙拿咖啡？他不确定，反正无所谓，他早已放弃回答这类问题。房里突然安静下来，他听见最后几滴近乎透明的液体滴进杯子。胶囊里的颜色和味道都用完了，但一定要连最后一滴液体也接住才行。对那位年轻女同事来说，这个大夜班将会非常漫长，没人陪伴、没有活动、无事可做，只能盯着国立医院里尚未上漆的光秃水泥墙，也因此他决定离开前要跟她喝杯咖啡。他拿着两个塑料杯往回走，脚步声回荡在四壁之间，穿过紧闭且上锁的一扇扇房门，心里知道门内没东西也没人，有的只是更多的光秃墙壁。至少这次挪威政府借由扩建国立医院来巩固国家的未来，明白挪威人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老、衰弱、贪婪。政府做了长远打算，一如德国人建造高速公路、瑞典人建造机场。但德国人和瑞典人是否有过这种感觉？三十年代穿过德国壮丽的荒野而行驶在水泥巨物上的摩托车骑士，或是六十年代匆匆穿越过于庞大的阿兰达机场的瑞典旅客，是否也有过这种感觉？他们是否感觉到鬼魂的存在？尽管这些大型建设全新落成，未遭破坏，尚未发生车祸或坠机，但鬼魂已然存在。汽车车灯随时可能照到站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子，他们茫然地看着车灯，身上淌血，皮肤苍白，父亲遭尖物刺穿，母亲头部扭向怪异方向，孩子失去一只胳臂和一条腿。烧得焦黑的尸体穿过行李转盘的塑料帘，进入阿兰达机场的入境大厅，身上依然发出高热、引燃橡胶，张开的嘴巴发出无声惨叫、冒着袅袅黑烟。没有一位医生能告诉安东医院的这个侧翼未来要做什么用途，唯一能确定的只是未来有人会死在这些门内。这种氛围已然弥漫在四周，看不见的尸体带着躁动不安的灵魂已被医院收治。
    安东拐过转角，眼前出现另一条走廊，走廊上灯影稀疏，墙壁光秃，两侧对称，给他一种仿佛看见立体错视画的奇特感觉。所谓立体错视画就是运用作画技巧在平面上呈现出三维空间的画作。走廊远处坐着一名制服女子，看起来宛如墙上挂的一小幅画。
    “这杯咖啡给你。”他说，在女子身旁停下脚步。她是不是二十岁？不对，应该再成熟一点，可能二十二岁。
    “谢谢，我自己带了。”女子说，从放在椅子旁边的小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瓶。她的语调隐约有一丝轻快感，可能是因为带有北部方言的口音。
    “这杯比较好喝哦。”安东说，手依然伸在半空中。
    女子迟疑片刻，接过杯子。
    “而且免费，”安东说，不动声色地把手背在身后，将热烫的指尖贴在冰冷的外套上，“那边有台咖啡机我们可以随意使用，就在走廊的——”
    “我来的时候看见了，”她说，“可是依照规定我们不能离开病房门口，所以我自己从家里带了咖啡来。”
    安东喝了口咖啡：“想得很周到，可是通到这间病房的走廊只有一条，这里是四楼，而且从这里到咖啡机之间的门全都上了锁，就算我们正在煮咖啡，也不可能看不到有人通过。”
    “听起来很安全，但我还是守规定比较好。”她对安东浅浅一笑，接着可能为了抵消自己态度中所隐含的斥责意味，啜饮了一口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