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因为只能点到为止，所以废了不少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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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3月22日，星期二，小雨。
    我们的袁大师一手拿着一支雪茄，另一只手插在蓝色天鹅绒吸烟服的口袋里面，伫立在自己书房窗前欣赏着外面的雨景。
    在这个年头，西方绅士们的服饰还是有点复杂。单说最正式的大礼服的话，就有晨礼服和晚礼服之分。
    这两种礼服都是有长长后摆的燕尾服，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上下身是否同色同色，晚礼服基本都是全黑色的。而晨礼服最醒目的特征就是在于它的黑色上衣与深灰色条纹裤子的搭配。
    晨礼服曾经是欧洲上流阶层出席英国ascot赛马场金杯赛时的服装，因此也被称为“赛马礼服”。后来晨礼服被视做白天参加庆典、星期日的教堂礼拜以及婚礼活动的正规礼服。
    看二十世纪初的老照片，那些政要留下的照片大都穿着晨礼服，天冷的话外面还穿着名为柴斯特外套的礼服大衣。一心想要“托亚入欧”的小日本倒是把晨礼服保留了下来，哪怕一百年后日本政府官员的正装就是晨礼服。
    虽说如今的第一晚礼服仍然是燕尾服，但是无尾的tuxedo也开始大行其道，尤其是不像自己英国表兄那么守旧的美国人，就非常喜欢这种更加方便的礼服。
    tuxedosuit实际上就是由袁大师现在身着的吸烟服升格而来，后来几乎完全取代燕尾服成了标准礼服和正式晚宴套装。
    而吸烟服仍然是一种绅士们的室内装束，一般来说面料是丝绸和天鹅绒，以应对不同的季节。
    所以对绅士来说，衣食住行那都是学问。袁燕倏要不是带着大师球系统，还得专门向人请教来着。
    不过他并不是因为像某些真-高等华人那样全身心地认同西方文化，才这么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西方绅士。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穿越者他才不觉得西方那一套有什么优越性而言。
    我们的袁大师可是一个很有“工匠精神”的男人。他既然决定了要当公知祖宗，那么做戏就要做全套，让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知道“绅士”这玩意仅仅靠奥特莱斯(outlets)和海淘是当不了的……
    好吧，这只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他老人家单纯喜欢耍帅而已。
    “姑爷，你的客人来了。”
    听到莲姐的招呼声，袁燕倏把雪茄暗灭在烟灰缸里，转过身来就看到打扮得很有此时ol味道的艾索尔-摩曼小姐走了进来。
    “欢迎你，摩曼小姐。”我们的袁大师语气有些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和昨晚那个花花公子的吊样根本就是判若两人。
    他这副做派也让摩曼小姐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道：“谢谢，腻……嗯，袁先生。”
    “莲姐，你先出去吧。”
    “是的……”女佣兼监军看了一眼新来的女秘书道，“姑爷。”
    袁燕倏在心里面叹了一口气，明明自己能理直气壮地养外室，为什么总感到有些心虚呢？
    这个习惯很不好，一定要改！
    自己应该向沃伦-哈丁大统领学习，就在白宫里面和情妇偷……那个会面。
    “袁先生，我该做些什么？”摩曼小姐看袁大师一直不吭声，只好自己开口发问了。
    那么这个小妞儿能干嘛呢？
    实际上，有了大师球系统的袁燕倏那就根本用不着什么速记员了。他刚得到这个破系统的时候，脑子没有转过弯来，还自己“噼噼啪啪”地把《socialism》的改编版本打了出来。
    可恨这个破系统居然也不提醒他，让他差点得了腱鞘炎和网球肘。要知道这可是整整五百页的大作啊。
    袁燕倏打量了她一下，一指书桌旁的位子道：“摩曼小姐，你的老本行——速记员啊。”
    “哦……”摩曼小姐闻听此言，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就这些吗？”
    我们的袁大师见此情形，叹了一口气道：“摩曼小姐，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音乐理想的女孩纸。别着急，我会给你提供机会的。不过现在么……”
    “你就当好你的速记员吧。”
    “嗯，我明白。”摩曼小姐点点头，乖巧地坐到了书桌旁，拿起了桌上的拍纸簿和铅笔。
    “那我们就开始吧。”袁燕倏重新点燃了雪茄，沉吟了一下道，“题目就是，新经济政策……那个冒号，市场经济在苏俄的胜利……胜利之前再加个‘暂时’吧……”
    这并不是他兴之所至才写的文章，而是来自《美国经济评论（aer）》这本杂志的约稿。而这本创刊于1911年的经济学杂志正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的专属刊物。
    实际上，美国经济学会要到1923年才正式成立，成为一家真正的非营利组织（ngo）。不过从1885年开始，在前面提到过的约翰-贝茨-克拉克的组织之下，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业余时间聚会的俱乐部。
    他们还发行了自己的刊物，不过《aer》只是非正式刊物。1963年，《美国经济评论》改版成为《经济摘要季刊》，后于1969年再发展成为《经济文献杂志》（jel），这才成为学会正式出版物。
    1921年3月发生了一件振动经济学界的大事，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赤色北极熊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会引发经济学界的偌大反响呢？
    很简单，这个问题能上纲上线到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众所周知，马叔和恩叔认为私有制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源，必须予以消灭。那么私有制一旦消失，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
    没有了价值关系，商品交换就不能自发完成。不过不要紧，社会可以十分简单直接地计划生产、计划分配。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
    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叔恩叔自然是具有开创性的、前瞻性的、预见性的天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过他们毕竟是十九世纪的人物儿，也都未亲眼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
    原本列宁同志当然是认同这种推论的，但是自十月革命到1921年这四年以来的执政让他意识到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要完全消灭私有制，消灭价值关系似乎也不能一蹴而就，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计划经济有着某种先天上的不足。
    对于这件事情就连布尔什维克内部对此就有相当大的分歧，只不过目前列宁同志威望太高，暂时压住了而已。等他死后，这两派……好吧，苏共内部各个山头还要做过一场。
    简要一点说吧，钢铁同志和布哈林为首的中央派斗倒了托洛斯基和季诺也维夫的托季联盟（也称为新反对派）。最后钢铁同志又干掉了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大叛徒”布哈林。
    在此之后，钢铁同志就开始“大转变”政策，不但废除了新经济政策，而且也改变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苏联社会主义不可逆转地走向了钢铁同志体制。
    在苏俄之外的经济学界左右两派本来就对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争论不休，新经济政策的出现就好比沸腾的油锅里面加了一瓢凉水，让这场争论进入了高潮。
    而我们的袁大师恰在此时抛出了《socialism》，这顿时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注意。（笔者注：史实大致如此，当然略有夸张。）
    当然啦，因为这年头没有ups和联邦快递，也没有各种“通”。所以目前还只是一部分美利坚经济学家们知道他的名字和这本书，这部分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纽约附近的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乔治-华盛顿大学里面的学者。寄给欧洲那票人的书和信件还在路上呢。
    “袁先生？袁先生！”
    记下了标题的摩曼小姐等了半天，却看见她的boss呆呆地站在窗前，足足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动也不动，不由得开口呼唤了起来。
    “啊？！”袁燕倏这才从沉思之中回过神来，转过头有些不快地道，“摩曼小姐，请等等。我还在thinking……”
    这件事情也不由得他不thinking啊。
    当然啦，他不是在考虑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作为一位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这也没什么好考虑的。他自然是要幸灾乐祸地嘲讽一下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同志，因为他们终于知道计划经济是一条不归路，不得不引入市场机制来着。
    但是！但是！！但是！！！这篇文章一发表，他可就算是正式地得罪了全世界的共运分子了，也意味他正式地踏上反动学阀这条不归路，还正式地宣告他肯定是当不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socialism》还可以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过《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在苏俄的‘暂时’胜利》那就是指名道姓地怼人啊。
    就算日后他有机会从右派变成左派，这篇必定会实名发表的文章都是他的一大黑点。
    要知道，他怼的还不止是革命导师，“苏共头号思想家（布哈林）”，连铁人大叔一块都怼进去了。因为钢铁同志体制连新经济政策都容不下，何况什么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
    哎呀，这要是把这几位得罪的太狠，老子会不会像“砸碎全世界反revolution头颅的革命巨镐”那样被人用冰镐来开个瓢呢？
    此事不可不thinking啊！
    thinking到这里，袁燕倏那真是欲哭无泪，忍不住就曼声吟道：“苟……”
    “皮卡皮卡。”
    “大师球，这句诗是引用不是抄袭啊！你用得着皮卡皮卡吗？”
    “宿主，这句诗是禁句，你就理解一下吧。”
    我们的袁大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疲倦地走到书桌旁，一屁股坐了下来，自暴自弃地道：“摩曼小姐，你听到好了……”
    “《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在苏俄的‘暂时’胜利》是袁燕倏先生在192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当时西方世界对于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了解也不过是一鳞半爪。而袁先生以他强大的推理能力，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以及他独有的宏大历史观，洞见了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手段。让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次见识到了袁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才华。
    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光文章标题就触怒了很多左派经济学家。而且他当时已经发表了博士论文《socialism》里面也对社会主义颇多指摘，这也让他成了东方经济学家们的共同敌人。
    他在文中指出的最为关键之处便是，虽然苏俄当局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有着先天上的缺陷，不得不引入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体制和今后外部的国际局势，外加俄罗斯长期实行集权体制的历史因素，这三者决定新经济政策必将失败，苏俄必将会走向更加严格且严厉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不是为苏共领导人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这些后人当然知道他说的没错，在斯大林上台之后便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他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不过在当时很多人斥之为奇谈怪论，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故意抹黑苏俄和苏共。
    可是这篇文章却引起了列宁本人的注意，据说他曾经要求他的同志们好好读一下‘那个中国人的文章’，并且告诫说‘如果这个中国人的预言成真，那么总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注释1）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列宁的说法并不正确。钢铁同志还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在农民让他们去见他妈的鬼之前就把农民变成他妈的鬼……”
    ——节选自哈耶克的《袁燕倏系列文章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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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1：1922年11月底列宁和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在交谈中，说过“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