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三）貉族考
    序云：少时读《周书·王会篇》，见其所列多汉世远国，以为汉以后人伪为之，不之信也。稍长，读义疏，见《王制疏》引李巡注《尔雅》，释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杂举汉后郡县夷狄之名，尤一笑置之。近考貉族事，见夫余、句丽开国传说，乃与淮泗间之徐偃王同，更上溯之秦、楚、殷、周，亦无不相类者，乃恍然于种落迁徙不恒厥居，古者对内之夷未尝不可播迁于塞外，而郡县建置亦多因部落旧名，《周书》及李巡之言，固皆非无据也。读书不能深思博考，而率尔致疑，亦缪矣。夫知种落迁徙，一部族之名先后相睽，可以至于数百千里，持是以读古书，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者，岂独《周书》与《尔雅注》两事。今亦未暇博考，姑举一二事言之。汉世大夏在妫水之滨，妫水今阿母河也。以西史证中籍，大夏即bactria安息即parthia，明白无疑。安息之名，盖aisakidal之音译，大夏则为中国旧名。《史记》言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琅邪刻石》言：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今案：《礼记·王制》言四海之内，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则北户在衡山之南，大夏亦在恒山之北耳。夫安得在妫水之滨？然《史》《汉》于大夏皆不著其非先秦旧国，又不言称名之由来，何哉？读《周书·王会》暨《伊尹献令》，北方咸有大夏，而《献令》又有莎车，然后知汉世西域诸国，多本处内地，后乃远徙，出于玉门、阳关，而接乎葱岭也。《汉书·西域传》云：“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读诸国传，记其事者少，不记者多。又汉言诸国种，有塞、有氐羌；然明言其为塞若氐羌，或据其俗，可见其为塞若氐羌者亦少。则知三十六国，固多中原移殖之民。抑氐羌亦秦、陇、楚、蜀间民族也。汉族与氐羌可以西徙，何独至于莎车、大夏而疑之？然则妫水之滨大夏，殆即殷、周之世列于四门之国所移殖。虽史无可征，而种族法俗咸有可考，故史不明言也。不特此也，丁零、坚昆，亦汉后之远国也。《漠书·苏武传》言武居北海滨，丁零盗武牛羊。北海者，今贝加尔湖，而《三国志注》引《魏略》言坚昆在康居西北，丁零在康居北，并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则在今额尔齐斯河之表矣。然《汉书》言冒顿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龙、新犁之国，而《王会》正北有孅犁、其龙。孅犁、其龙即龙、新犁，新犁亦即李斯《谏逐客书》所谓乘纤离之马者。秦人得乘其马，其距秦必不甚远，然则丁零、坚昆，始亦当近中国，后乃随匈奴之远徙而北走也。大地之表，寒燠不同，肥硗亦异。文明之启，势不能不视其所处之境，故民族进化，迟速不同，后进之族，必藉先进之诱掖。夫以行事观之，则葱岭之东，北海之南，南海之北，殆无非我所教导者，先知先觉之称，我民族殆无愧矣。古之人所由“以东渐西，被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自夸欤？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国民以文教之昌，武备遂落人后。今日者，我夙所启发之地，无不为他人所觊觎，浸至邱墓庐舍，游钓之乡，亦岌岌不自保，岂不哀哉！作貉族考，亦欲我国民思先烈而克自振拔也。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武进吕思勉自序。
    古所谓四裔者，程度莫高于东夷，此读经、子者所共喻；而谓东夷之程度，高于三方，求诸后世之史籍，厥惟貉族足以当之，此又读史者所无异辞也。貉族名国，著称史籍者，曰夫余，曰高句丽，曰百济。又有不成为国，惟有若干邑落者，时曰沃沮，曰濊。丽、济同出夫余。夫余，《三国志》本传曰：“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沃沮分为南北，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南沃沮即汉乐浪东部都尉所主岭东七县之地，《三国志》谓其“皆以濊为民”；《志》又云：“其耆老旧谓与句丽同种。”种者，种姓。史于四夷言种姓，犹于中国言姓氏，可见夫余与濊，君长亦系同族。其所出布名貉布。然则夫余、句丽、百济、沃沮及濊，皆古所谓濊貉也。
    此族在东北，实为文化之先驱。所谓东北者，以地理言之，实在兴安岭之东南，渤海湾之东北，既异蒙古之沙碛，复殊西伯利亚之苦寒。而辽东，朝鲜两半岛，眣出南方，尤得海上交通之便。日本三岛，以地理形势论，亦当属此区。此区中之文化，貉族实为之师长。日本之开化，由于朝鲜，人所共知。满族开化，始于渤海；继渤海而起者为金，继金而起者为清。渤海大氏，本臣属句丽。句丽灭，迁于营州。后因契丹李尽忠之乱东走。唐师追之，大氏因句丽、靺鞨之众以拒，乃克自立。金始祖函普，实高丽人。清人自神其种姓，托之天女所生。实据近人所考，其始受明建州卫指挥使之职者曰猛哥帖木儿，尝入侍朝鲜，受其官职，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及近人孟森《心史史料》。则亦朝鲜之臣仆耳。盖东北诸族，其开化，无非貉族所牖启者。诸族为我再传弟子，貉族则我之高第弟子也。
    貉族之文化，何自来乎？然谓古代之朝鲜，即在后世朝鲜之地，终觉其说之难通。详见予所撰《朝鲜东迁之迹》条。古皆谓其出于箕子，《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今观夫余，在国衣尚白，祭天以殷正月，见《三国志》。其说诚有不尽诬者。古有所谓肃慎者，即后世之挹娄、靺鞨也。知挹娄、靺鞨必为古之肃慎者，以楛矢石砮，至后世犹存；且《三国志》《晋书》本传及《史记·夏本纪索隐》引《括地志》，皆谓其长尺有咫，与《国语》《史记》《说苑》《家语》合也。据《晋书》，此族当魏景元末，及晋元帝中兴时，皆尝以楛矢石砮来贡；而据《宋书》及《南史》，宋大明中，高句丽又尝贡之；则其物得诸目击，非苟袭旧文者比矣。〇又此族，《后汉书》《三国志》皆称挹娄，而《晋书》仍称肃慎，云一名挹娄，此必其人仍以肃慎之名自通，不则当云挹娄古肃慎矣。《魏书·勿吉传》：“旧肃慎国也。”旧字盖指晋时言之，若指三代以前，亦当用古字也。而《左氏》昭公九年詹桓伯让晋之辞，以之与燕、亳并列，为周之北土，与魏、骀、芮、岐、毕为西土，蒲姑、商奄为东土，巴、濮、楚、郑为南土者同科。此濮在今河南、湖北之间，《国语》楚蚡冒始启濮，韦《注》谓为南阳之国；又《左氏》杜《注》，谓庸亦百濮夷是也。又此时之楚，尚在丹、淅二水之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若谓古代肃慎，即在后世挹娄、靺鞨之地，则今松花江上游，周初视之，已与河南北、山东西、陕西、湖北相等，此为情理所必无。然则肃慎殆亦始邻燕、亳，后乃播迁于今之吉林者也。肃慎如是，朝鲜何独不然？然则箕子封地，虽不可考，以理度之，恐不能在渝关之外也。朝鲜初封之地，虽不可考，而其播迁之迹，则略有可稽。《史记·苏秦列传》载秦说燕文侯之辞曰：“燕东有朝鲜、辽东”，此时朝鲜似尚在辽东之内。其后燕将秦开袭破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朝鲜盖以此时，播越塞表。肃慎、濊貉之北徙，当在是时。详见《朝鲜东迁之迹》。《三国志·辰韩传》云：“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夫余传》亦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十口相传，历时不能甚久。其相传甚久者，往往为荒唐之辞，如神话等。以辰韩证夫余，亦可知其东走，不过在战国之世也。
    然则濊貉东徙之迹，尚有可考者乎？曰：有。今欲考其播迁之时，必先稽其故居之地。古书言濊貉者，始于《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悬车束马，踰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耳之貉，当作卑耳之溪。《小问》篇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说苑·辨物》篇，亦谓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见知道之神，从之而太行，踰之正入西河也。《荀子·强国》谓秦北与胡、貉为邻；《墨子·兼爱》以燕、代、胡、貉、西河之民并举；而《史记·封禅书》，桓公谓“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悬车束马，上卑耳之山”；可见胡、貉、秦、夏，四者相次。以大较言之：踰太行，济卑耳，则涉西河，接胡、貉；益西为秦；自秦而西为夏；过大夏则入流沙。桓公兵力，未必至是，盖齐人侈言之。然诸国之地望必不误，此犹作寓言者，其事虽子虚，其名物必不妄也。独山戎，《左氏》谓其病燕；而《谷梁》曰：“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庄三十年。则其地近于蓟；孤竹，《汉志》谓在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也；其地若不相及者。然《管子·轻重甲》曰：“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轻重戊》曰：“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即令支。孤竹、令支，当时皆近代；其地在北方，不在东北，故《孟子》言“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也。《离娄》上。《公羊》谓齐侯伐山戎，旗获而过我；《檀弓》谓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新序》亦记此事，而云孔子北之山戎；《论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鲁林中，《定贤》篇云鲁林中哭妇；则山戎实在泰山附近，其所病者，恐为南燕而非北燕。鲁济之遇，《左氏》曰：“谋山戎也。”《说苑·权谋》亦曰：“齐侯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果在北燕之表，请助于鲁何为？而其还，亦安得旗获而过鲁邪？杜预《释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无终三者为一，昭公元年《疏》。说盖有所受之。北戎见于《春秋》者：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其见于《左氏》者：隐公九年侵郑，桓公六年伐齐。无终见于《左氏》者：襄公四年，遣使如晋，请和诸戎，魏绛劝晋侯许之，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又曰：“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则其地必密迩晋。昭公元年，荀吴败无终及群狄太原，盖亦即晋阳之地耳。然则山戎在齐、晋、郑、许之间；孤竹在其北，近代；濊貉则在其西，近西河，与胡杂处，而邻于秦也。《韩奕》之诗曰：“王锡韩侯，其追其貉。”此韩侯，郑以为即后来韩原之地，故谓梁山在左冯翊西北；而释“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之燕师为平安时众民。王肃、孙毓，不满其说，乃以燕为北燕；《释文》。而以涿郡方城县之寒号城为韩侯城；《水经·圣水注》：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后儒亦有主其说者；皆由误以燕为北燕，谓驱蓟丘之众，于役韩原，为不可通耳。而不知《诗》明言韩姞，其为南燕而非北燕彰彰也。俞理初说，见《癸巳类稿》。知燕之为南燕，则韩之在韩原无可疑，而追、貉为王畿北面之国，亦无可疑矣。陈硕甫《毛诗传疏》，谓追、濊声相近，疑追貉即濊貉，徒据音读推测，更无他证。然以情事揆之，说亦可立。何者？《史记·赵世家》，载山阳侯朱书曰：“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所谓伉王，盖指武灵。此乃武灵王既辟西河之后，史氏造作此言，可见其时西河之地，仍有貉族居之，盖即《诗》之所谓追貉，《管子》之所谓濊貉也。郑《笺》又云：“其后追也、貉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此言未知所本。然观武灵王时，荐居西河者，实以林胡、楼烦为大，而濊貉无闻焉；又孤竹、离枝等，故近代者，咸有东徙之迹，则郑说疑亦有据。濊貉故处西河，后乃日徙而东北，其留者，盖仅如南山之小月氏矣。然西河故濊貉之所处，故言西河者犹举其名，而征略则不之及也。自此濊貉遂近北燕。《史记·燕世家》谓“燕北迫蛮貉”，《货殖列传》谓“燕东绾濊貉、朝鲜、真番之利”是也。自五郡开，乃益被逐东北走。《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濊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此即《食货志》所谓“彭吴穿濊貉、朝鲜，置沧海郡”者，曰穿，则地必在朝鲜之表，《史记·平准书》作“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彭吴贾与彭吴，未知孰是。言灭朝鲜，则《史记》似误，以是时朝鲜尚未灭也。盖即后来岭东七县之地。然其部落，仍有留居北燕附近者。《高帝纪》：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是也。濊貉东北徙之遗迹，可考见者如此。《水经注》：清漳逾章武故城西，故濊邑也。枝渎出焉，谓之濊水。章武今河北大城、沧两县之地。此亦濊之近于北燕者。
    然当时之播越东北者，正不独濊貉一族也。《三国志·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何以知夫余非即濊貉，而谓其王濊貉中？故老传言，当必有据。然谓夫余、濊貉，截然异族，则又不可。何者？果其君民异族，则其文化之间，彼此必有差异，然夫余与出于夫余之句丽、百济，其文化固与沃沮及濊大同也。《晋书·夫余传》，言“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此亦非以同族人主者不能。然则夫余、丽、济之与濊貉，乃同民族而异其部落者耳。彼又何自来邪？曰：盖古之九夷也。
    古释九夷者有二说：一《后汉书·东夷传》，所谓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一李巡注《尔雅》，所谓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餙、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者也。《礼记·王制孔疏》。《后汉书》之说，出于《竹书纪年》，见《注》。李巡之说，玄菟、乐浪，皆汉郡名；高骊即高句丽，凫臾即夫余，与倭人并汉世东北远国；以释古之九夷，毋乃不类？其余名目，尤雅记无征。故说经者多不之信也。然郡县名之不可为夷狄名；汉世之夫余、句丽与倭，其地与古之九夷不相及；李巡即固陋，岂不之知？又岂有伪造书史无征之名，而可以欺人者乎？古来作伪者多矣，有如是其拙者乎？然则李巡之说，殆有所本，特后人不之知耳。
    且巡所举九夷之名，固不尽无征也。《周书·王会》：北方台正东有高夷，其西有屠州。西面者，正北方有良夷。高夷盖即高句丽，高句丽但言高，《三国志·高句丽传》云：“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名城也。”《周书》云：“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此言实误。句丽，沟娄，同音异译。实缘其王氏高，故国号高句丽，犹华言高氏城耳。良夷盖即乐浪。高句丽为种落名，又为汉县名，事极明白。然则乐浪、玄菟，事同一律，非李巡妄以汉郡县名为九夷之名，乃汉郡县固以种落名，而其种落，实有古之九夷在其中耳。屠州疑即东屠。州盖聚落之称，初但称屠，后或分为东西也。满餙疑即所谓满潘汗者。《魏略》云满潘汗，而汉有潘汗县，盖满与潘汗为二也。倭人，盖亦即汉世之倭。晚周之世，海道交通颇盛，中国东方之夷，能浮海而至日本，其无足怪。惟天鄙不可考。至于索家，则予又因此而得妙悟焉。
    《后汉书·夫余传》云：“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此事亦见《论衡·吉验》篇，索离作橐离；《后汉书注》亦云：“索或作橐，音度洛反。”《三国志注》引《魏略》则作稾离，记事并大同。《梁书·高句丽传》，则谓句丽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其下记事，亦与《后汉书》《魏略》《论衡》不异。稾离，櫜离，并即高丽，显而易见，盖臆谓夫余之类惟有高丽而改之。然诸书皆言高丽出自夫余，不言夫余出自高丽，臆改者实误，索离，盖即索家也。
    因此神话，又可推见古代貉族分布之广。《魏书·高句丽传》曰：“高句丽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其说与《后汉书》《魏略》《论衡》小异，而与《好大王碑》大同。《好大王碑》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又曰：命驾巡东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为我连获浮龟。应声即为连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o《北史》同《魏书》，《周书》辞少略，惟其所本与《魏书》同则无疑。惟碑又谓“黄龙来下，王于忽本东冈负龙，上升天”，为《魏书》所未及耳。今案《博物志》述徐偃王之事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徐君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见狗垄。”此说与《魏书》《好大王碑》之说，相似已极，谓非同出一原不可也。然则徐与夫余、句丽，关系必极密矣。
    昔人说貉，或以为在北方，《孟子·告子》下赵《注》，《周官》职方郑《注》，《说文·豸部》貉字下。或以为在东北方，《周官·秋官》貉隶郑《注》，《诗》《周官正义》引《郑志》，《说文·羊部》羌字下。无以为在南方者。《鲁颂》有“淮夷蛮貉”之文，《论语》有“蛮貉之邦”之语，《卫灵公》。咸以为泛指异族之辞耳。夷、蛮、戎、狄等名，其初或有所专属，其后遂变为通称，此诚习见不足疑。然细考之，亦有不尽然者。四字之中，惟夷与其余三字，均可相属。戎狄二字，亦可连言。若蛮与戎狄，则从无举者。惟貉亦然。有夷貉，有蛮貉，无戎貉、狄貉也。然则泛指异族之辞者，仍与方位略有关系，貉不与戎狄相属，而与夷蛮相属，可知其初本在东南矣。《鲁颂·閟宫》之诗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又曰：“保有凫、峄，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貉。”皆以淮夷与徐、貉同称。《公羊》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左氏》则曰：“会于咸，淮夷病杞故。”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此为徐即淮夷之证。《左氏》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书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徐即淮夷。”盖以其地言之，则曰淮夷；以其族言之则曰貉；以其中之名国言之，则曰徐耳。孙仲容《墨子间诂》引李巡之说而辨之曰：“《王制疏》所云，皆海外远夷之种别，此九夷与吴、楚相近，盖即淮夷，非海外东夷也。《书叙》云：成王伐淮夷，遂践奄。《韩非子·说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盖服。商盖即商奄，则九夷亦即淮夷。故《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又《乐成》篇云：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高《注》云：东夷八国附从二叔，不听王命。周公居摄，三年伐奄，八国之中最大，著在《尚书》。余七国小，又先服，故不载于经也。案东夷八国，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后，盖臣属楚、吴、越三国；战国时，又专属楚。《说苑君道》篇，说越王句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齐俗训》云：越王句践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战国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张仪曰：楚破南阳九夷，内沛，许、鄢陵危。《文选》李斯《上秦始皇书》，说秦伐楚，苞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属楚。若然，九夷实在淮、泗之间，北与齐、鲁接壤。故论语子欲居九夷。参互校核，其疆域固可考矣。”《非攻中》。案孙说九夷之地是也，必谓其非海外东夷，则犹昧于种落迁徙之事。盖自商、周之间，至于秦、汉之世，其为时亦久远矣。后世种落迁徙，有数十百年之间而大异于其故者，何独至于三代、秦、汉之世而疑之乎？古书皆但言夷、蛮、戎、狄，《周官》独益之以闽、貉，职方氏。《礼记》《明堂位》。《论语》《子罕》。《尔雅》，皆言九夷，《周书·伊尹朝献》：正东九夷。《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周官》独有所谓九貉，知此九种者，以地言之则曰夷，以族言之则曰貉，《周官》之别九貉于四夷，盖以其在东夷中为最大耳。然则古所谓夷貉、蛮貉，固有所专指，而非尽泛称矣。
    抑貉族之分布，尚有不止于此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所谓戎者，盖指徐言之。徐之国虽在南，而其兵力尝及西北，故亦可称戎。见予《江汉常武》条。《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是也。狄则足句辞耳。《閟宫》之诗，皆颂鲁平淮、徐之功，而必兼及荆、舒，则荆、舒之与淮、徐，必有关系可知。今案《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坼剖而产，《集解》引谯周、干宝，皆以为疑，而引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出，以为之解，殆失《史记》之意。坼剖而产，盖亦谓始生为卵，后乃破壳而出耳。《史记》之文，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大同小异。《帝系》篇云：“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隋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史记索隐》引《世本》同。惟篯作钱铿，莱言作求言，云郐人作郐人耳。《集解》又引《世本》曰：“昆吾者，卫是也；参胡者，韩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郐人者，郑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连者，楚是也。”《戴记》《世本》之文，较《史记》为具。然启左胁而六人出，恐系后人以附会之辞改窜，非元文。《大戴记》无传授，昔人即不尽信也。《太平御览》引《帝系》此文，作“启其左胁三人出，右胁三人出”。是楚与徐之神话，极相类也。舒当春秋时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皆偃姓。《左氏》文公十二年《正义》引《世本》。偃姓皋陶后，与秦同祖；而秦楚之关系，又有极密者。《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是秦所祖与楚同，而其神话亦极相类也。又曰：“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系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案《陈杞世家》之文，实漏彭祖而重出一益，予别有考。翳、益之为一人，则无可疑。此秦与舒同祖也。《左氏》文公五年：“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注》：“蓼与六，皆皋陶后。”此蓼当即舒寥。此云蓼灭，而宣公八年又云“楚为众舒叛故，伐舒寥灭之”者，春秋时国灭而复建者多矣，如舒鸠，于襄公二十五年，为楚所灭，而定公二年，吴子又使舒鸠氏诱楚人，亦其一例也。其同类又有六；而徐与奄又皆嬴姓，《左》昭元年杜《注》，见前引。《正义》云：《世本》文。与秦同；然则秦与淮、徐、荆、舒，皆同出一祖矣。
    更由此而上推，则商周先世之神话，亦有与此类者。《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笺》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诗传》说同。说既极与徐、楚类。而《生民》之诗，咏后稷生于姜嫄之事曰：“不坼不副，无灾无害。”郑《笺》于此无说。毛《传》乃云：“凡人在母，母则病；生则拆副，菑害其母。”此必妄为之说。毛《传》不取纬候，后人或以此多之，其实古说自系如此，适见其为无本之学耳。诗又云：“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窃疑坼副状卵之破；不坼不副，言其卵未尝自破；无灾无害，盖亦如《魏书》之说，谓割剖等不能伤；鸟去而后稷呱，则亦如《魏书》《博物志》之言，谓以暖孚之，乃破壳而出耳。此说而确，则商周先世之神话，实与徐、楚、夫余、句丽大同。所谓剖左胁而出，以及坼背、剖胸，全系后人不解坼副字义，而妄行穿凿矣。《蜀本纪》云：“禹坼副而生。”而其地有刳儿坪，《路史》引。亦此说之一证也。《论衡·奇怪》篇引儒者之说曰：“禹、卨逆生，闿母背而出，后稷顺生，不坼不副，不感动母体。”说与《蜀本纪》岐异。盖《蜀本纪》为旧说，《论衡》所引，则附会之说也。徐与句丽神话皆托之于龙，似起于近海之处，正是九夷之地。吾国开化，肇自羲、农，地皆在今山东，实与九夷相接。黄帝之族，起自河北，兵力虽视羲、农之族为强，开化实较羲、农之族为晚。凡后起之国，往往蹈袭先进之族之文化。殷周皆黄帝后，得毋其神话，实窃之于东方近海之国欤？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质矣，然其事则殊可深长思也。
    抑古之所谓东夷及嬴姓、芈姓之族，其与西北民族争斗之迹，则通古史，犹有可考见者焉。《国语·郑语》：史伯述祝融之后凡八姓：曰己、曰董、曰彭、曰秃、曰妘、曰曹、曰斟、曰芈。夏之霸曰昆吾，商之伯曰大彭、豕韦。昆吾，己姓；大彭，彭姓；豕韦，彭姓之别也。韦《注》。史伯言斟姓无后，然夏之亡于寒浞，实依斟灌及斟寻，则斟虽无后于周时，初非无国于夏代。以斟灌、斟寻为夏同姓之国者盖非。桀之亡也，昆吾实与之俱。而汤于伐昆吾之先，又尝伐韦、顾，《诗·商颂》。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史记·殷本纪》。鬷夷氏则董姓也。《左氏》载椒举之言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昭公四年。o《韩非子·十过》：“纣为黎丘之盟，而东夷叛之。”又载叔向之言，谓“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昭公十一年。缗者，有仍之姓。《史记·吴世家集解》引贾逵说。帝相之灭，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左氏》哀公元年。以患难相依、昏姻之国而至于叛离，桀之亡盖有由矣。《说苑·权谋》篇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桀而残之。”案《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来聘”，《谷梁》作任叔，则仍、任二字古通，古之有仍，即春秋之任国，实亦东夷之地。有缗之叛，与九夷之不起，事正相因。此可见夏与祝融之后及东夷，关系之密也。大彭，即春秋时彭城，正东夷形胜之地，而殷之末世灭之，《楚世家》。似乎自翦其羽翼者。楚庄王谓“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氏》宣公十二年。合诸叔向之言，又似纣之兵力甚强，特疲敝于东，致为西方之周所乘者。书缺有间，难以质言。然纣之亡也以妲己，妲己不知果有逸德，足以亡殷与否，而己姓于殷为昏姻之国，则信而有征矣。而嬴姓之奄与淮夷、徐戎，尤为殷之强辅。《孟子》言：“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滕文公》下。《墨子》亦言：“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耕柱》。商盖，即商奄也。王怀祖云：“盖字古与盇通。盇奄草书相似，故奄讹作盇，又讹作盖。《韩子·说林》：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奄，今本奄作盇，误与此同。昭二十七年《左传》吴公子掩余，《史记·吴世家》《剌客传》并作盖余，亦其类也。”孙仲容《间诂》曰：“王说是也。”《史记·秦本纪》云：“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并以材力事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与《孟子》言“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滕文公》下。不合。窃疑《秦纪》之言，有所讳饰，然其言不与殷乱则真矣。盖禄父叛周之时，又起而佐之，以致为周所戮。窃疑伐奄三年讨其君，与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正是一事，飞廉即奄君也。奄之地在鲁，《左昭》九年《疏》引服虔。《说文·邑部》：“，周公所诛国在鲁。”又《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郑：“奄国，在淮夷之北。”其南为大彭故墟，又其西则徐。《汉志》临淮郡，治徐县，春秋时徐子国，今安徽盱眙县也。案徐疆域颇广。《说文·邑部》：“，邾下邑地，鲁东有徐戎。”《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引《郡国志》曰：“六国时曰徐州。”此今山东滕县地。盖徐盛时，疆域尝至此。奄之抗周也，淮夷、徐戎并兴，鲁公伯禽实征之。见《书·费誓》。奄既亡，以其余民封伯禽于少皞之虚。《左氏》定公四年。淮夷、徐戎盖未尝大破，故数传之后，徐偃王复乘缪王之好游，起而自王焉。详见予《江汉常武》条。是役也，蜚廉之后造父实助穆王，东归平乱，见《史记·秦本纪》。《赵世家》云：“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自系传说非实。然造父之党于周，必不虚也。由是获封于赵城，虽赵氏之族，由此而大，然忘亲事仇，实愧见蜚廉于地下矣。偃王稍后而楚始强。《楚世家》言熊渠当夷王时。熊渠封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庇为越章王。越章，即豫章，地在今安徽当涂，见《楚鬻融封丹阳武王徙郢考》。九夷之服属于楚，当始于是。及齐桓称霸，与楚争九夷甚烈。僖公四年，桓公伐楚，“还而齐人执陈辕涛涂。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公羊》僖公四年。《左氏》曰：“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一似齐桓闻申侯之言而悟，遂未尝东略者。盖其叙事有漏，正无妨虎牢之赏，为既陷沛泽后追思之举也。《左氏》本出《国语》，多记士大夫言行，叙军国之事转略，观邲之战可见。是役盖攻东夷而败。然十五年，楚人伐徐，《左氏》曰：“徐即诸夏故也。”则桓公之经略，颇有成绩矣。是时，助桓公经略淮、徐者为鲁，《鲁颂》盛夸其功伐；而党于淮、徐者邹、莒，缘陵之役，已见前。僖公十六年，有淮之会，《左氏》曰：“谋鄫，且东略也。”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二十二年，僖公伐而复之，旋复有升陉之败。《檀弓》曰：“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可见邾娄风气之强悍，及其仇鲁之深。邹、莒则出自祝融之曹姓之后也。《管子》夸齐桓“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小匡》。宰孔之告晋侯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左氏》僖公九年。可见齐桓东略之勤。当时争霸，实在中原之地，而勤于东略如此，盖楚之强，实以九夷为之辅，故欲披其党而分其势也。齐桓既亡，宋襄继起图霸，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左氏》僖公十九年。齐、鲁谋鄫以拒邾，宋襄所为，适与相反，盖兵力不足，故以此示招怀，其意盖亦欲携之于楚，然此等诈谋，卒无所用，而有泓之败。自是楚势大张，鲁且析而入之，而以其师伐齐焉。晋文崛起，运其谲而不正之智，齐、秦与宋，皆为之辅，乃获助楚于城濮。然至文公九年，晋君少，不在诸侯，楚公子朱遂自东夷伐陈。此可见楚之有资于东夷。晋虽合北方之诸侯，力终不足服楚，乃有通吴以挠楚之举。《左氏》成公六年。其谋发自巫臣，而巫臣之有憾于楚，实以夏姬之故。《左氏》成公二年。其事殊诙诡可喜，然恐传说非实。传说之事，往往以一妇人为之经纬，如《蒙古源流》书中如夏之妹喜，殷之妲己，周之褒姒，楚之夏姬，吴之西施，实皆此种性质。吴之先，“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左氏》哀公七年。乘车、射御、战陈，皆有待于巫臣之教而后能；其文明程度，实远较淮、徐之夷为低，而晋人不恤屈己以通之；而吴自是亦遂世睦于晋以谋楚。虽曰远交近攻，外交之策宜然，得毋以其同为姬姓故，其情易亲欤？而吴、越世仇，其相齮齕尤甚。夫夫差之于句践，固有杀父之仇；句践之于夫差，亦有灭国之怨。然自阖庐以上，其相齮齕，又何为哉？《国语》《世本》，皆云越为芈姓，得毋越之仇吴，正犹吴之亲晋，皆由种姓同异使之然欤？详见《越之姓》条。吴、越皆断发文身，九夷则初无此俗。《左氏》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盖从其俗以示服。杜《注》谓“自刑示惧”，非也。楚成王之使献天子也，天子赐之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楚世家》。《荀子》亦曰：“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劝学》。以夷与越分言，其确为两族可知。《春秋》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左氏》云：“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诸侯指蔡、陈、许、顿、沈五国，东夷指徐、越也。越与吴同俗，而与徐同称东夷，此亦越之君与楚相近之一证。夫以吴之强，能沟通江、淮，且遣偏师入海以伐齐，宁不能溯江以攻楚？然而入郢之役，必有待于大隧、直辕、冥阨之开，则以东夷大抵从楚也。巫臣之通吴也，《左氏》言“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此所谓蛮夷，盖即群舒之类，实当吴沿江上溯之路者也。然嗣后吴楚之争，大抵在南巢以下，可见吴实未大得志。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误吴也”。“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三夷，盖即越之所侵，可见入郢之后，东夷仍多属楚。不特此也，秦除缪公之世尝一与晋亲外，率皆助楚以掎晋。昭王之出走，惟秦人不惮远役，以却吴师；亦惟越人批亢捣虚，以蹑吴后。则民族之亲疏同异，又有隐然可见者。太公初封，莱夷即与之争国；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以视秦杂戎狄之俗；楚荜路蓝缕，崎岖山林之间者，又何以异？而秦自缪公修政，东境至河，宗周故壤，悉为所据，其视东方，亦何多让？楚之久侪于声明文物之国，与晋狎主齐盟者，更无论矣。然山东诸国，率皆以夷狄遇之，得毋非尽文野之殊，亦有民族异同之见欤？遐哉尚矣，弗可得而质矣，然其事则殊可深长思也。
    孟子之难白圭也，曰：“子之道，貉道也。”又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告子》下。此盖指南方之貉言之。若北方之濊貉，东北徙而为夫余、句丽、百济者，则固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有诸侯币帛饔飱；有百官有司矣。然则北方之貉，文明程度，实较南方为高。然孟子又曰：“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此语亦见《书·大传》及《公羊》，宣公十五年。盖儒家所常道。然则貉与中国所异者，征敛轻重之间耳，其立法固相类矣。在四夷之中，实惟貉差堪与中国比拟也。此子所以欲居九夷欤？
    《生民》之诗曰：“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传》《笺》皆以为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以燕至之月，可见其与殷之神话相关，而其礼实著于《月令》。《月令》者，古明堂行政之典，然授朔以九月，武职以尉名，则其篇籍实传自秦。《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而《封禅书》言：“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案授朔以九月，则秦之以十月为岁首，所由来者旧矣。《封禅书》又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恐未必然也。《三国志》言夫余以殷正月祭天，而句丽及濊，皆以十月。盖貉族旧有二法，夫余同于殷，句丽及濊，则同于秦也。《封禅书》又言：“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则其后来虽尚黑，其旧俗实有同于殷者，亦可见诸族关系之密矣。《封禅书》：“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而独不闻有黑帝之祠。高帝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窃疑秦以黑帝为感生帝，祠之特异于四帝，非无祠也。
    刘申叔尝言：“八卦五行，各为一教。周信八卦，殷信五行。有扈氏居西方，而夏启征之，以威侮五行为其罪状，盖八卦之教行于西，五行之教行于东。武王虽问《洪范》于箕子，盖未尝用其说也。”案周人果背五行与否，难定；夏、殷之信五行，则彰彰矣。九畴锡于夏后，《洪范》传自胥余，则其征也。《史记》谓匈奴出于夏桀，说实不诬，予别有考。见《匈奴为夏后氏苗裔》条。而匈奴之于五行，即极尊信。日上戊己，祭天神以戊日。其围高帝于平城也，其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此其久知十千及方色之征，断不能谓为偶合也。貉族诸国亦然。《周书·百济传》谓“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谓其“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皆分隶焉。”此即《三国志》所谓“诸加别主四出道”者，亦五官之制也。朱蒙与乌引、乌违同行，其后又遇三人，亦适合五官之数。
    貉族又有浮海而东者，时曰扶桑。扶桑之地，以予考之，实当在美洲，而希勒格氏著书，谓在堪察加半岛，见近人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姑勿具论，其为貉族之分支，则彰彰也。国王名乙祁，贵人称对卢，皆句丽语。又句丽，其昏姻，方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而扶桑，其昏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昏。其俗亦相类。扶桑之俗，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虽与《月令》之随时改易不同，然其原实出于一，则亦不容疑也。
    《三国志·高句丽传》谓：“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此制于中国无征，然亦合因地事地之义。又《濊传》，言其俗“祭虎以为神”。案《左氏》言楚子文之生，“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宣公四年。固祝融之后；而此说与夫余王之弃朱蒙，亦极相类，似非偶然。又《周书·高丽传》，谓其“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此亦犹周人特立姜嫄之庙也。
    《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而废立之事，惟伊尹尝一行之，盖其君权故轻也。《宋书·扶桑传》，谓其“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而《三国志·夫余传》，谓“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岂犹有殷之遗风欤？
    貉族之俗，与中国类者，莫如丧礼。案《礼记·杂记》载孔子之言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此则淮泗之夷，其俗亦与北方之貉类。又夫余，杀人殉葬，多者百数，而诸国皆好厚葬，其俗亦颇类于秦。
    貉族用刑，最为严急。《三国志·夫余传》云：“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者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周书·高丽传》：“其刑法：谋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臧，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案《韩非》言：“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内储说》。又曰：“一曰：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得毋用法之峻，亦有由来邪？观前所引《汉书·地理志》之文，亦可见殷人用法之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