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七）车与骑
    车战之易而为骑也，自战争之日烈始也。骑兵利驰逐，则战场虽广，而兵士不觉其劳，且可出敌后而断其援，又旁钞其两侧，间遇山陵，亦不为所阻，较之兵车仅限于平原之地数十百里之间，利于持重而不宜于逐利者大异矣。故国土愈广，战事波及之地愈远，则骑兵愈盛，车战遂日以式微也。
    南北朝分裂，垂三百年，南恒为北弱，其机，实决于元嘉二十七年虏马饮江之役。此役也，索虏初未能占中国之地，然六州残破，元气大伤，恢复之图，自此遂不易言矣。其所由然，实缘虏于是役，不事攻取，并不求战胜，而专事残毁故也。元太祖之攻金，不求下燕京，而四出残毁，河北遂不可守，与此役颇相似。居国之民，行军不如行国之便捷，其所残破之地，即不得如行国之远。春秋以前，与中原错处之戎狄，可谓皆在腹心之地，而不能为深患者，以彼徒我车，扰乱仅及边鄙也。卫懿公之灭于狄，盖奇变，不恒有。虽大邑如长葛，亦非戎狄所能入矣，况于蹂躏数千里之地乎？自秦、赵、燕诸国越北山、踰太行而与匈奴邻，则中国始与骑寇相遇；冒顿盛强，北边之侵扰愈亟，然亦缘边之地耳，非深入腹里也。此五胡之所以为大患，晋初诸臣所以欲徙戎也。然则佛狸之南侵，实为前此未有之局，此中国之所以不能豫与？佛狸寡谋，岂知以此为制胜之策，不过肆其残暴而已。然无意中却为战事创一新局。此世变之所以可畏也。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南北朝之世，北扰攘而南安谧者，莫如梁武帝之时，此国家闲暇时也。欲恢复北方，终不能不决胜于中原平旷之地，则非有骑兵不可。周朗之言曰：“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宋书》本传。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矣。乃梁武未尝无恢复之图，而终不闻有马复之令，疆场之上，惟恃水军以资扞御，间欲攻取，亦惟恃决堰为上策。然则寒山之败，岂徒渊明之无能哉？观其徒恃此以取彭城，而知其恢复之无望矣。
    中原之地，可以为牧场与？曰：不可。然当戎马生郊之日，暂设监牧以拟戎备，夫固无所不可也。《隋书·贺娄子干传》：讨吐谷浑还，“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营田积谷，实为进取之基，然散野之民，卒逢践暴，殆为势所必不能免。虽有堡坞，亦不易守。从来偏安之世，北方之不易复，淮南北之凋敝实为之。其所由然，实以邻敌，不易谋生聚也。若画其地为内外二重，内事田种，外营牧畜，则我之长技，皆与彼同，而生聚之谋易立矣。此从来用长淮者未之及。然予深信其计之可用，抑岂徒南北分争之世，用诸长淮，国境与敌邻接而畏其蹂躏者，皆可以此为外卫也。
    魏戎马之由来，《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此诸诏令，虽遍及其境内，然能出戎马者，必以北边之地为多。《尔朱荣传》言其“家世豪擅，财货丰赢。牛羊驰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荣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及荣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焉。尔朱氏之所以兴，正拓跋氏之所以兴也。《铁弗传》言卫辰之亡，魏获其马牛羊四百余万头。铁弗氏之久与拓跋为强对，亦以是也。
    《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跋珪追柔然，诸将请还，珪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注》曰：“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副马之制，蒙古犹然。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今古，非专指鲜卑言也。《尔朱荣传》：“葛荣将向京师，众号百万，荣启求讨之。九月，乃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荣之破葛荣，克以寡制众，驰逐之利，亦有助焉。
    《皮豹子传》：豹子为仇池镇将。兴安二年，表曰：“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惟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槁，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以魏人当时兵势之弱，而宋犹畏之，此骑步不敌之明证也。《宋书·刘敬宣传》：“孙恩为乱，东土骚扰，牢之自表东讨，军次虎疁，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亦南人不习骑战之征。
    兵车自秦、汉以来，非遂不用也。然特以防冲突，供载运，不恃以逐利矣。《史记·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其时行军，用车仍不为少。然卫青与匈奴遇，令武刚车自环为营，李陵之击匈奴，“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汉书》本传。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又《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皆车以防冲突供运载之证。《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守，非以之攻战也。言秦、汉兵制者，多以车骑为骑兵，材官为步兵，楼船为水兵，其实不然。《汉书·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言材官不言车骑。《晁错传》：“材官驺发。”《注》引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则材官与车骑是一。《惠帝纪》：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则车与骑又有别。车盖即所谓车士，《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是也。骑士之名，则诸书习见，不待征引矣。《高帝纪》二年《注》引《汉仪注》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习射御者习为车兵，习骑驰者习为骑兵，习战阵者习为步兵。即材官，不言车士者，骑之为用尤要，故以骑士该之。抑步兵或不闲车骑之术，车骑则不可不闲步兵之技；故材官为兵之大名，言材官又可以统车骑也。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而其传中有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等名，知将吏之间，所职亦自有别。《张敞传》言其“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使主兵车”，则主车之职，固下于主骑矣。战车虽可以防冲突，然必以骑兵为之翼卫，而其势乃张。何承天撰《安边论》，其第三策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其第二策言浚复城隍，以一城千室计。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宋书》本传。此徒为自免计而已。檀道济之救青州，刁雍策之曰：“贼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大岘已南，处处狭隘，不得方轨。雍求将义兵五千，要险破之。”《魏书·刁雍传》。此徒用车不能制胜之证。宋武帝伐南燕，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而以骑为游军，则声势较壮而敌弗能拒。拓跋焘之寇彭城，沈庆之议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走历城。说虽未行，然庆之画策素谨慎，其为是议，必度其可以自达也。吕梁之役，萧摩诃劝吴明彻“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犹此意矣。宋武之伐后秦，魏使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帝使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而使朱超石继之，卒大破虏。兵车之建功，至于是而止矣。然其用，亦仍在拒守自固也。
    《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杖。恩大喜。”此马士则徒主刍牧而已，并不与战斗，故并器杖而无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