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七）田制
    井田之制，古之论者多以为宜行诸大乱之后，人少之时。《汉纪》所载荀悦之论，最众所熟知者也。此自有其理，然谓非如此不可，则亦未为的当。何者？历代土田，固多为私家所占，然在官者仍不少也。私家之田，不可卒夺，官田独不可详立制度，以之为本，推诸私田乎？《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无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读此诏，便知当时田宅，在官者多，吏且能制其予夺，九年徙齐、楚大族关中，所由能予以利田宅也。自晋至唐，田皆有还受之法，公田自必甚多。至金世，乃云卖质于人无禁。说见《田业卖质无禁》条。然《金史·高汝砺传》言：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汝砺诤之，谓“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民地自有隐匿，然官田数已不少。《明史·食货志》载弘治时，“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亦然。此岂不足立制度，为推行之本乎？
    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者。仲长统《昌言》曰：“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灾也。”其说与悦若合符节。详密之条例，不徒非急务，或且非必须。扼要言之，未耕者悉为公田，惟能耕者乃得受之，即此二语，已尽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义矣。将此二语，明白宣示，与此违者，限期正之；详密之条例，随时随地定之，岂必俟大乱之后？而亦岂虑纷乱之生乎？或曰：并兼者之悖戾，则何所不至？虽如此，岂遂不与政府抗？然耕者其右之乎？耕者不之右，豪强能为乱乎？故均地之制，实不难行也。其不行，乃莫之行，非不可行也。何以莫之行？曰：皇庄也，官庄也，职田也，公廨田也，其剥削莫不同于豪强。然则自天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士，皆豪强也。与虎谋皮得乎？然则荀悦等之论，特鉴于新莽之败而云然耳，固未尽制土分民之理也。
    魏三长之立也，李安世上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当时强宗豪族之所为，即仲长统所谓自取者。而均田之令，则从事后正之者也，亦曷尝见其能为乱乎？
    《韩非子》曰：“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疫、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今人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显学》。人与人是否相若，事极难言。然使其资地相同，所异者只在丰年、旁入之利，饥馑、疾疫、祸罪之殃，韩非之言，庸或未为大过；若先据特厚之资，持是以剥削人，则其所以致富者，乃强豪，非力俭也。此而加以右护可乎？占荒田者是已。《晋书·李班载记》：班尝谓李雄：“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宋史·食货志》：绍兴二十六年，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缘豪强虚占良田，而无遍耕之力；流民襁负而至，而无开耕之地。”又淳熙九年，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金史·食货志》：大定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规取课利”。《世宗纪》：大定二十年，十月，上谓宰臣：“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此等皆由人得自取所致。荀悦所由欲以口数立限，户调式所以有占田之数也。
    土地制度之难立，在于太重先占之权。《晋书·隐逸传》：郭翻，“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推与之。县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此以制行论，原不失为廉让之美德，然非所语于为政矣。李安世言桑井难复，宜更均量；所争之田，宜立限断。皆必破弃私有之权，然后其策克遂者也。《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十月，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案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即以诏旨剥夺私有之权者也。谓不合义可乎？
    宋杨戬之立公田也，《戬传》谓其谋出于胥吏杜公才。“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以戬之暴，犹必展转寻索田契，可见昔人视私有权之重。此在常局，固亦不得不然，然不能以此妨碍改革之大计也。
    《汉书·王莽传》载中郎区博谏莽之辞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此所谓顺民之心者，谓民灭庐井、置阡陌而秦听之，非谓庐井为秦所灭，阡陌为秦所置也。曰民未厌其敝，乃谓民未思复井田，非谓其不恶富者占逾分之田，而己无立锥之地也。曰欲复井田，必有百年之渐，亦以繁碎之条例言。若知行井田之义在于均田，则亦初不俟此也。
    《宋史·杨存中传》：乾道元年，兴屯田，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此亦乘兵荒而占取者也。王时升、袁枢所言不过平民，其为害已如此，况将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