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二）南强篇
    《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小时读此，尝窃疑于南方之强，与君子之所谓强哉矫者，是一是二，由今思之，乃知其断然是一，不足疑也。盖就风俗而论，只有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二端，孔子尚南方之强，而抑北方之强，而子路之所谓强，则实有类于北方之强者。孔子始而诘之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一似子路之强，出于南北风气之外者，辞之婉也。继言南方之强，而明著之曰君子居之，明宗尚之所在也。言北方之强，而直斥之曰而强者居之，则明告子路，以其所谓强者，果居何等也。夫世俗之视南方之强，则徒以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而已，然其实不止于是，故又以和而不流四端，开示真谛也。
    人孰不好强而恶弱，好荣而恶辱，然而抚剑疾视之为强，则亦不足恃矣。一族一国，犹一人也，过刚者必折，不戢者自焚，理无难明，事亦习见，然而人莫不慕夫抚剑疾视之为强，则以抚剑疾视者，固有时而获胜；而雍容揖让者，遂不免于败绩而失据也。然而胜负自有其原，衡论者固不当徒拘于其表。历来民族国家之竞争，胜者之风气，固多尚武，然其所以胜者，实别有在，初非由其好杀；败者之风气，固多柔靡，其使之柔靡者，亦自有其由，初非徒矫其柔靡之迹而遂克有济；更不应因此遂怀偏激之见，并其所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者，而亦唾弃之也。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固制胜之术，而非败绩之原也，旷观往史：民族起于林麓沙迹、瘠薄之区者，恒好争而有胜；而其居于江海薮泽肥沃之区者，恒流于柔靡而败，晋之于五胡，宋之于辽、金、元，明之于清，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皆是也。其故何哉？谓国力之不敌与？人口之众，财力之富，机器之利，兵法部勒之明，其相去皆不可以道里计也；而成败利钝，适与之反者，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思义，淫则溺于晏安，无复奋发有为、杖节死绥之志；抑溺于淫乐者，岂肯胼手胝足，栉风沐雨而致之，则必诛求其下，攘夺于人；又耽淫乐者必无直节，于是是非不明，毁誉无准，通敌者不见诛，守节者不见赏，怨毒之气盈于下，苟媮之习成于朝，安往而不为人弱也？然则文明民族之败绩，野蛮民族之克捷，全与其人民之强弱无关。若徒就战事立论，晋、宋、明、希腊、罗马之兵，固未尝真不敌野蛮侵略之族。夫文明民族之败于野蛮，在东方，其可征者，则炎、黄之争其始也。炎帝姜姓，三苗之祖也，《墨子》道三苗之事曰：“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非攻下》。流传之说如此。其营于禨祥，可以想见。营于禨祥，未有不耽于淫乐者，古所谓巫风也。炎族之不敌黄族，其原盖由于此。然太古之文明，起于东南江海之交，而不起于西北山林之地，则彰彰明甚也。地下隰湿热，则草木畅茂，生事资焉，《礼运》言先王之世，食草木之实，而《郊特牲》言农夫黄衣黄冠；知古衣食所资，实以植物为主，此必东南湿热之地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礼运》言礼之初，亦曰“蒉桴而土鼓”。二篇所述，其皆神农氏之事。一说伊耆氏者，或以为神农，或以为尧，以为神农者盖是，以为尧者非也。蜡之祭，合万物而索饔之，则有坊与水庸；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主先啬而祭司啬，固农耕之民所有事也。若尧则黄帝之后，黄帝迁徒往来无常处，安知重农？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似非不知重农者，然特袭之所征服之族，非其所固有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又述龙子之言曰：“治地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然则贡者，君民异族，君但责其民岁纳税若干，而其苦乐生死，初非所问。有夏如此，况于陶唐哉？《商君书》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画策》。炎黄二族，一尚和平，一好战伐，此其明证。在尚北方之强者，必曰：尚和平，则炎族之所以败也。然蚩尤实始作兵，春秋战国之世，吴楚之兵，犹铦于北方，炎帝之族，遁居江南之遗教也。黄族则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而已矣，其械器之不敌亦明矣。然而炎族终为黄族弱，则知胜负之原，固别有在，而不在于其械器矣。岂惟械器？夫岂无谲士勇夫！大势既去，则亦蒿目扼腕，五合六聚而不能救也。岂惟不能救？不北走胡，则南走越，盖有反为敌用者矣。
    然则南方之所以败，在其地肥而生事饶足，因之当路之人，溺于晏安，刻剥其下，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之风气无涉。而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之风，实开世界大同之门，启民族和亲之路，往史具在，来者难诬。北方之族，以其贫瘠而奋发有为，乖离不甚，所以遇异族者虽酷，然在其群之内，则直道存焉。由余所以诲穆公，中行说所以折汉使，皆是物也。然其死而不厌之风，则实毁世界之文明，沦人道于禽兽。科学未兴之世，人力弱而不能受制于天行，风气之不同，各视其所居之地。治化之一进一退，文明之既成复毁，皆由于此。自今以后，革社会组织之偏，以拯各地方风气之敝，因合各地方风气之善，以镇一地方风气之偏，世运之大同，民族之和亲，必于是乎有赖矣。
    《淮南王书》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原道训》。此即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也。《说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修文》。修文此中国所谓中道，即南方之道；而所谓北方之强，即后世匈奴、鲜卑等游牧之族杀伐之俗之铁证也。殷人所居，实近东南，纣都朝歌，乃渐徙而北，彼其淫虐，得毋渐染北俗与？然殷代文教，究近于南；周起丰镐，实在于北，孔子修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以此与？孔子亦言从周，则以杞、宋文献不足，而周礼为时所用故也。然曰周之失文胜者，野蛮人之学于文明人，固但能得其形迹也。此孔子所由欲变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