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五）青苗法
青苗法之利弊，果何如乎？曰：其事在当时，相需孔殷，然行之决不能无弊。何也？曰：宋承五代之后，民困似纾而实未纾。故其时言及民生者，无不以为困苦不堪，而重利盘剥，病民尤甚。得公家之贷款以济之，民始获少苏喘息矣。故曰相需甚殷也。然官吏则安能任此？王安石以法示苏辙。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宋史·食货志》。自是平情之论。抑非独吏缘为奸也，官即不邀功赏，亦必自顾考成。既有令，安得不散？既散之，安得不筹及收回？于是抑配及令民相保、分配转择有力之户诸弊，相随而至，而追呼亦不得不用矣。理有固然，势有必至，斯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矣。此法李参行诸陕西，民获其利。安石知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亦与青苗无异。所以能如此者，以行之者异其人；抑为一方一邑之政，非勒以法令、行诸全国者也。
官吏不免以取息为意；抑出入之际，能否无少与多取之弊，事极难言。然谓其取之转浮于私家倍称之邀，则亦未为平允。《宋史·陈舜俞传》：知山阴县。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然则民所最苦，惟在必偿缗钱。至于利率，则韩琦言“借之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见《食货志》。《志》又载范镇之言，亦曰：“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只今所谓三分。又云：“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岁令出息四千。”亦不过四分。王广渊为此法所由行，然其传云：“广渊以方春农事兴，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亦不过五分耳，未及倍也。《李常传》：常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此等弊政，必积久而后致，初行时必不敢如此。故王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而常不能对也。
元祐元年，废青苗法，四月，复之。史云出范纯仁意。绍圣二年，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请勿立定额。奉议郎郑仅等愿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皆见《食货志》。此可见青苗之弊，抑配及取息重，为其两大端也。
苏颂言：“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务为烦扰。且与诸司不相临统，文移同异，州县莫知适从。乞与常平众役，一切付之监司，改提举为之属。则事有统一，而于更张之政，无所损也。”不从。此自是立法之弊。盖但求其事之行，因重其提举之权，而不计其统属之不明也。
《神宗纪》：熙宁三年，正月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五月癸巳，“诏并边州郡毋给青苗钱”。盖抑配等弊，朝廷未尝不豫烛之，故禁戒之诏与行法之诏并下，且于缘边逆绝之也。然《蔡挺传》言：挺知庆州，蕃部岁饥，以田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挺为贷官钱，岁息什一。后遂推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则蕃部亦有资于此矣。
《食货志》述和籴，言“陕西籴谷，岁豫给青苗钱。天圣已来，罢不复给”。《仁宗纪》：天圣四年，十月辛未，“罢陕西青苗钱”。李参之青苗钱，当源于此。《参传》言熙宁青苗法萌于参，实数典而忘祖也。《志》又述俵籴云：“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籴，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用吕大忠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此既类豫买，亦得青苗钱之意也。
《辽史·食货志》言其“东京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石。虽累兵兴，未尝用乏。逮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案《辽史》虽云阙佚，然苟和籴假贷，出入之间，大有弊窦，不能绝无事迹散见。而今竟无有，疑其循旧敛散，颇可相安；而取息二分，滋长不已，故虽累兵兴，未尝用乏也。然则仓储出贷，实有弘益，亦不必滋弊。宋青苗法之滋弊，实以其推行太急，未能顺其自然之势，又无袪弊之法；而攻新法者，又欲一举而尽去之，而不肯平心商榷，以袪其弊而收其利耳。
义仓之法始于隋。朱子所创之社仓，实大与之类。所异者，一借贷取息，一但事振济耳。足见借贷取息，未足为病也。清雍正二年，议定社仓收息之法：“凡借本谷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倍于本，只以加一行息。”《清史稿·食货志·仓库》。亦不讳取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