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四）唐高祖称臣于突厥
    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新旧《唐书》皆不载其事。然《旧唐书·李靖传》谓：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新唐书·突厥传》云：李靖等出讨，捷书日夜至，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尝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今天诱诸将，所乡辄克，朕其遂有成功乎？”《通鉴》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三文所本者同，单于稽颡，自指突利入朝之事。《通鉴》叙述，最为明析。《旧唐书》虽不逮，犹留单于款塞之文，使人可以推较。《新唐书》删去此语，顾移“无往不捷”之语于前，改为“捷书日夜至”，谓太宗此语，乃为闻捷而发，可谓疏矣。观此，知高祖尝称臣于突厥不疑。《旧唐书·张俭传》：“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时颉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辄遣书称敕，缘边诸州，递相承禀。及俭至，遂拒不受，太宗闻而嘉之。”《新唐书》略同。彼之称敕于诸州，盖正由高祖之称臣于彼。《新唐书·突厥传》言：高祖初待突厥用敌国礼，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疑称臣之礼，实至是而始罢，然亦不过用敌国礼。云用诏若敕者，史家讳前此之称臣为用敌国礼，则不得不改是时之用敌国礼者为用诏敕也。《通鉴》：高祖之起，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及文静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高祖喜其缓，谓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恭帝义宁元年。此或史家文饰之辞，高祖未必及此。然唐初确未藉突厥兵以为用，则高祖之智，虽不及此，群臣之中，必有能为是谋者矣。夷狄利厚实，非爱虚名，既非急于求人，何乃无端屈己。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