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〇）后魏吏治
    《廿二史札记》谓魏入中原，颇以吏治为意，及其末造，国乱政淆，宰县者乃多厮役，入北齐而更甚。卷十五。此误也。拓跋氏非知治体者，其屡诏整饬吏治，必其虐民实甚，更难坐视。此不足见其留意吏治，适足见其吏治之坏耳。据《魏书·本纪》，道武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守宰之不如法者。此承北方僭伪之后，其政治本极苟简，又新遭丧乱，或不能尽为后魏咎。然其后历代诏令频繁，所述守宰贪暴之状，悉出意表，即可知其吏治之坏，实为古今所罕觏矣。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又诏守宰不如法，听民诣阙告言之。已可见其贪残之甚。二年三月诏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后怠惰，数加督罚，犹不悛改。今年赀调悬违者，谪出家财充之，不听征发于民。”是其时刺史守宰，不徒下朘民膏，亦且上亏国课也。太武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明年（神元年）正月，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可见贪暴者之多。太延三年五月诏曰：“比年以来，屡诏有司班宣惠政，与民宁息。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党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此可见当时监察之司，悉成虚语。文成太安四年五月，诏曰：“朕即阼至今，屡下宽大之旨，蠲除烦苛，去诸不急，欲令物获其所，人安其业。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扬恩意，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人于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于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惧。国家之制，赋役乃轻，比年已来，杂调减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悬，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贪秽过度，谁使之然？自今常调不充，民不安业，宰民之徒，加以死罪。”观此，可知神瑞二年之诏之所由来，而其弊迄未尝革矣。明年九月，又诏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弾正，使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是启奸邪之路，长贪暴之心，岂所谓原情处罪，以正天下？自今诸迁代者，仰列在职殿最，案制治罪，克举者加之爵宠，有想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贯，刑赏不差，主者明为条制，以为常楷。”盖时于逋负，督责严切，去职者乃蒙蔽监司，嫁其罪于后人也。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昔时发调，多用实物，编户之家，不能咸备，诛求之亟，惟有乞假于积贮之家，驵贾豪商，遂乘之以要利。此弊由来已久，乃至官吏与之通同，则更不成事体矣。四年三月诏曰：“今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役之厉民，实尤甚于赋，虐取之余，重之以召役逼雇，民复何以自存哉？孝文延兴二年七月，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常亲问风俗。三年六月诏曰：“往年县召民秀二人，问以守宰治状，善恶具闻，将加赏罚，而赏者未几，罪者众多，肆法伤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宽恕之恩，申以解网之惠，诸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尽可贷之。”所谓民秀，盖即去岁七月所召。太和七年正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自不免与官吏扶同，然民秀果敢尽言乎？乃能使赏者希，罚者众，魏之吏治可想矣。
    《魏书·张衮传》：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纠告得尚书已下罪状者，各随所纠官轻重而授之。衮玄孙白泽表谏，谓“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案魏初百官无禄，论者或以是为其时官吏之贪取恕；然昔时郡县之吏，之任代下，所赀悉取于民，所谓送故迎新也。在任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亦为相沿成法，则无禄者虽不能有所得，亦不至有所耗。而且送迎及供应所入，必不能仅足而无余，岂可以是为贪求之口实乎？魏之班禄，事在太和八年。而延兴三年，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此所谓禄，即其出于地方，法令亦许之不以为罪者也，岂真枵腹从公哉！
    州郡弊政之深，一由督察之不力，一由选用之太轻。《北齐书·元文遥传》云：“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赵氏引此，以证魏末之弊。然据《魏书·辛雄传》：雄以肃宗时转吏部郎中，上疏曰：“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其弊实不始魏末。《北史·元文遥传论》云：“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后魏令长，多选旧令史为之，故缙绅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齐，此途未改。”亦不云其事始于魏末也。《周书·于谨传》言谨屏居闾里，未有仕进之志，或劝之，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吾所以优游郡邑，聊以卒岁耳。”此亦魏盛时之俗，非其末叶始然也。《晋书·傅玄传》：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玄子咸上书曰：“才非一流，职有不同。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则当魏晋之世，外选业已寖轻矣，况于拓跋氏之不知治体者乎！
    魏、齐、周三朝中，北周最能模仿中国之治法，其能灭齐而开隋、唐之先路，非无由也。宇文泰任苏绰，立法改制，模拟《周官》，其事并无足取，而其整顿吏治，则实为致治之大端。苏绰制文案程序及计帐户籍之法，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是也。北齐亦有班五条诏书之法。见《隋书·礼仪志》四。殊无益于吏治者，彼行之以文，此行之以实也。然周时刺史，多以功臣为之，其弊颇著。《周书·令狐整传》：弟休，与整同起兵，入为中外府乐曹参军。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休为敦煌郡守。此可见其习为故常矣。《隋书·柳彧传》：迁治书侍御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闇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此亦周世之余弊也。又《北齐书·高隆之传》曰：“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夫置吏猥多，则扰民必甚。此等皆当时弊政，正不独郡县选任之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