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三）太史公书亡篇
    补《太史公书》是一事，续《太史公书》是一事，后人就《太史公书》有所附益，又是一事。三者不可相殽。
    《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作《后传略论》，言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本传同。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此就百三十篇中所缺者补之，所谓补《太史公书》者也。
    《彪传》又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汉书·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艺文志注》同。“事五鹿充宗”下，多“后事刘向”四字。《艺文志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说与如淳同，而《汉志》列商所续《太史公》仅七篇，盖余篇因病未卒邪？然无论其为七篇抑十余篇，要必在百三十篇之外，此所谓续《太史公书》者也。
    张晏言褚少孙补迁书仅四篇，而今所缺十篇俱在，则补迁书者不止一人。然遂谓扬雄、刘歆、阳城衡、史孝山之徒为之，则又非也。雄等所为，盖皆续而非补；而此十篇，亦有可云补，有不可云补者。何则？苟其言补，虽不能必得迁意，要必与迁书体例相同。而如今之所为，钞《封禅书》以充《武纪》，钞《荀子》《戴记》以当《礼书》《乐书》，皆与迁书体例，截然不合也。张晏言褚先生所补，言辞鄙陋，而如今之所补，则《武纪》用《封禅书》，即迁所自为；《三王世家》全录策文；《日者传》载司马季主之辞；《龟策传》载太卜所传龟策卜事；其辞皆非褚氏所为，何鄙陋之有？且《武纪》即取《封禅书》，是钞本书之此篇以补彼篇也，《武纪》完，《封禅书》又缺矣，有是理乎？故知今此四篇，又非褚少孙之旧也。
    然则《史记》中不出谈、迁处，果何人所为邪？曰：古书为后人所乱者甚多，而其乱之也，亦各不同。有本书既缺，他有所采以补之，而其所采大致与本书合者，如今《史记》之《景纪》《傅靳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是也。此三篇体例最与元书合。《景纪》《索隐》云以班书补之。今检其文，与班书绝不同，可知补《史记》者必别有所受之也。有所采虽未必合，而体例与元书相符者，若《律书》、《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是也。颜师古谓《史记自序》，有《律书》无《兵书》，以驳张晏，误也。《律书》即《兵书》，昔人已言之矣。亦有全不相干者，则《武纪》《礼》《乐》二书是矣。此其意盖本不在补，特取略有关涉之事，钞附以备观览而已。虽附元书篇中，元书仍不可不谓之缺也。有附录而无元文，亦无补之之文，然今《礼书》《乐书》中钞《荀子》《戴记》处，虽止可谓之附录，而自此以前一节，则与元书体例，尚无不合，岂此一节为褚少孙所补，而其余则好事者之为之与？《乐书》篇末又有“太史公曰”云云，亦割《礼论》之文。
    张晏谓《史记》所缺十篇，而今存者亦皆有“太史公曰”字。论者因谓《史记》实未尝缺，而訾少孙之补为亡谓，《十七史商榷》。此又非也。太史公三字，盖非独谈、迁，凡居是官者，皆以之自称焉。刘知几谓马迁既殁，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此特以大校言之，安知居其位者，遂一无所述哉？且如今《司马相如传赞》，采及扬雄之语，岂谈、迁所能为，然亦著“太史公曰”字。此等苟非居是官者之自称，则只可谓钞他书以续补《史记》者妄益之，然观“褚先生曰”字，皆未尝改，则知妄以他人之辞，托诸谈、迁者尚不多，非谈、迁所能言之“太史公曰”，自以释为居是官者之自称为较安也。
    《史记》中有褚先生之辞者，不止张晏所举四篇。如《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是也。然晏不云此诸篇为褚所补，则知晏所谓补者，乃元书全佚，他有所采以充之，而非如此诸篇，于元书之后，有所沾缀也。诸篇中涉及麟止后事者，大抵皆此类耳。此皆只可谓之附益，既不可云补，亦不足言续也。
    《自叙》曰：“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今《三王世家》亦载太史公之言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其言如出一口。似乎迁之元书，为不亡矣。然又载褚先生之言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今此篇所列策文，在“太史公曰”以前者，盖即褚先生得诸长老者也。然则“太史公曰”以下之语，何自而来？岂其所序之事及辞已亡，而论赞之语独存与？盖史迁之书，私书也，其意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其后祖述宣布，实由其外孙扬恽。见迁本传。《杨敞传》云：“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乃民间之物，不必为侍郎而后得观。褚先生所览观之太史公列传，其所谓太史公者，实非迁也。今观其辞又曰：“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著也。”此语若出谈、迁，则自汉兴以来同姓王侯，皆不当列表；而自楚元王以下，宗室受封者，亦不当著于世家矣；有是理乎？列者，序列；古书之序，恒与其书别行。褚少孙既云览观太史公之列传，又云求《三王世家》弗能得，则此所谓列传者，乃诸篇之序录，如今《史记》中之《自叙》，而非如《史记》中之列传序列行事者也。今《史记》诸篇中系诸太史公之辞，窃疑此类当尚不乏，特无从一一别白；而此篇“太史公曰”以下之辞，其非出于谈、迁，则昭然可睹矣。《礼书》《乐书》既亡，而篇首仍有系诸太史公之语，盖亦此类。故知张晏之言，必非无据也。知晏之言有据，则知张守节举《礼书》《乐书》等非史公元文者，司马贞举《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四十五国、《历书》太始、征和以下，悉以为褚先生所补者之非矣。
    《三国·魏志·王肃传》载明帝问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案迁《报任少卿书》，极言所以隐忍苟活，实为《史记》之未成，则其著书，实在遭李陵事后，而不在其前，安得有武帝因读本纪隐切，乃下迁蚕室之事？故昔人于肃说，多不之信也。或曰：著书是一事，成书又是一事。迁书之成，在遭李陵事后；其从事论著，当在继父为太史之年，安得谓景、武二纪，遭陵事时必无草创乎？此说可通。然古人轻事重言，往往设辞悟主，不必实有其事。孔融之“想当然耳”，是其明证。《魏志》载肃谏疏及李云不当死、史迁非隐切之对，意固美其直谏，非嘉其博闻。据明帝问，迁著书自在遭陵事后，肃之言似不能据为事实也。然景、武两纪，有录无书，则非虚辞，又可见张晏之说之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