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五）太誓后得
    今之《尚书》，为伏生所有者，凡二十八篇。《汉书·楚元王传注》引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与今所传之数合。然《史记·儒林传》，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论衡·正说》曰：“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又曰：“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又曰：“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论衡》所谓儒生，皆指博士之徒，此篇所正之说，即为博士学者之说，皆今学家言也，而其数皆二十九；《汉书·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其《章句》，则欧阳三十一卷，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解诂》，大小夏侯二十九篇；弥复睽异，何也？曰：《史记·儒林传》之文，盖后人所窜。《欧阳经》三十二卷，汲古阁本作二十二，字皆有讹，《左海经辨》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王鸣盛《尚书后案》并引《汉志》作《欧阳经》三十一卷。予遍检武英殿本、明南北监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阁本作二十二，上‘二’字误脱一笔。《玉海》卷三十七引《汉志》，正作《欧阳经》三十二卷。”当作三十一，与其章句同。伏生经二十八，而大小夏侯二十九，欧阳三十一者，益后得《太誓》，欧阳析为三，而大小夏侯合为一，讹窜之《儒林传》及《论衡》，皆据后来之卷数言之，故与伏生所传之数不合也。此增出之一篇，陈恭甫欲以《书序》当之，自非，王伯申辩之甚悉；然以《太誓》为伏生所固有，则非也。请得而辨正之。
    王氏之说，不外二端：曰《史记》《汉书》皆未及《太誓》后得事；曰诸家征引在向、歆所谓后得之前者甚多而已。案古人著书，体例粗略，往往偏据一端，不复更加考核。班氏《艺文志》，大抵根据《七略》；其《儒林传》，则根据《史公书》，而益以后来之事，其所据者，适皆未及《太誓》后得事，班氏亦遂仍之，而未更加搜补，此等盖古人所时有矣。至《史记》述伏生事，则全系古学既兴后之躗言，其为后人窜入，更无疑义。断不能据之，以为伏生之《书》本有二十九篇之证也。
    古人粗略，大抵于年月日人地名等为最甚。诸家说《太誓》后得，年代不同，即其一证。《别录》言武帝末，见下。马融惟言后得，不知何时得之，见《泰誓疏》。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与《论衡》之说略同，见《书序疏》。《书序疏》曰：“《汉书》娄敬说高祖云：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者八百诸侯，伪《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书也？武帝时，董仲舒对策云：《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时，已得之矣。”其见解实即王氏所本。然如《尚书》篇卷总数，及其中有一篇为后得等，则荦荦大端，不容有误；即欲作伪欺人者，于此等处，亦必不容妄造。故知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要在分别观之，逐一加以审核也。《正说》又曰：“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云《易》《礼》各益一篇，诬；河内女子得书，事非诬罔，以后得《太誓》确有其物也。《易》《礼》，盖如窦公献书，与当时已有者复。云《尚书》益一篇，则不误也。《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左氏疏》云：“自秦焚《诗书》，汉初求之，《尚书》惟得二十八篇。故太常孔臧与孔安国书云：《尚书》二十八篇，前世以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书》有百篇也。在后又得伪《太誓》一篇，通为二十九篇。汉、魏以来，未立于学官。”襄公三十一年。疏家不知《史记》之文为后人所窜，当时无考证之学，其无足怪。然所引马融、郑玄皆汉人；《别录》不尽信，亦不尽诬；孔臧与安国书，自系伪物。《史记·儒林传索隐》载其辞曰：“旧《书》潜于壁室，歘尔复出，古训复申。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知以今文讎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与《伪孔传序》系出一手，显然可见。然亦可证臧时《书》止二十八篇，故伪造臧书者，不云二十九也。疏家之说，亦有传授，小节时有讹误，大端不容虚诬，正与传注家言同。固不容以后人之臆见，疑自古相传之事实也。
    然则何解于汉人征引《太誓》者，多在后得之前乎？曰：此由古人经传不别，后得以前，《太誓》固不存于经，然未尝不见于传也。请更进申其说。
    《书序疏》曰：“郑作《书论》，依《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百二篇之说，盖因张霸伪书，流传民间而起；《论衡·正说》：“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佚文》亦云：“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篇尚书》传在民间。”三千二百四十篇，则因《诗》三千余篇之说而附会；见《史记·孔子世家》，后人多疑之。然《正说》亦云：“《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史记》亦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苟从“去其重”“删去复重”两语着想，即可知其言之不诬。历代郊庙歌辞，固多相沿不改者。郊庙且然，况于余事？后世且然，况于古代？此其全首相复者也。又不论歌谣，辞句往往彼此相袭，虽全篇不同，而一章或数句则无异，古乐府及今日流传人口者皆然。论者多以佚《诗》散见古书者不多，而疑三千余篇之说不可信；知此，则知古诗一篇，可化为败十百篇，以盈三千之数不难矣。〇《书》者，古记言之史，稍文明之国皆有之，如《大学》引《楚书》，《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司马叔游引《郑书》是也。孔子周流列国，所见庸或甚多，然谓数至三千，于理终难尽信；况云求而得之，益可决为虚说矣。皆不足信。然使古之所谓《书》者，二十八篇之外，别无形迹，则此等说亦必无自而生。今佚《书》之散见古书者固多，即见于伏生《书传》者，亦自不乏，此则百二篇及三千二百四十篇等说所由来也。
    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审，而又好为附会，故其说愈晚出者，则其失真愈甚。史公著书，迄于麟止，当经学初兴之日，今文家之曲说未兴，况于古学家之淫辞乎？故其言多可信据。《孔子世家》曰：“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夏、殷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据此，知《书传》《礼记》为同物。《礼记》备载三代之礼，不止于取以为教之十七篇，则《书传》亦多存古事，不限于取以为教之二十八篇可知矣。此佚《书》之名，所以多见于《书传》中也。
    传之体，自古有之，别见《传说记》条。《孔子世家》所谓“序《书传》”者，盖与后来之《书传》非同物。序《书传》之《书》，谓自古所传记言之史；其传，则自古相传，与此书并行之物。此皆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序之；自孔子序之之后，则儒家所谓《书》者，乃孔子取以为教之二十八篇；所谓传者，则弟子传此二十八篇者之辞也。古经传不甚立别。今二十八篇，文义有极简质，类古史官所记者；亦有极平易，类东周后人所为者。盖孔子之于二十八篇，不徒取其经，而兼取其传。所取以为教者，虽止于二十八篇，而诵说所及，未尝以二十八篇为限。其经传兼采，亦如其所序之二十八篇也。此则佚《书》之所以多见于《书传》中也。知此，则无疑于汉人征引《太誓》，多在后得之先矣。
    汉人最重师法；师所不传，弟子必不敢妄益；而欧阳、夏侯皆以后得之书，附于本经之内，何也？曰：此由其与传相出入也。诸家所引《太誓》，多在后得之前，而其文亦见伏生《书传》，王氏《述闻》已备征之。如予说，《太誓》必非伏生所有，则诸家所引，谓其非本《书传》，不可得矣。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马、郑即不为作注，况欧阳、夏侯乎？其能传以教人，正以其与传相出入故也。《左》襄三十一年《疏》云：“令《尚书·太誓》谓汉、魏诸儒马融、郑玄、王肃所注也。”马融固不信此《太誓》者，而亦为之作注，以其有师说故也。
    《伪泰誓疏》引：“马融《书序》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鵰，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难甚强，而王氏于此，一语不及，然则伏生造伪书以欺人邪？抑为伪书所欺也？必知孔子序《书》，杂取经传，孔门所谓传者亦然；孔门所传之经，既为孔子所序，篇帙或较完具；传则随意征引，首尾大抵不完；然后知古书所引《太誓》，多不在后得《太誓》中之由也。造伪书者，必求诸所征引俱在，以为其书非伪之征，东晋晚出古文正然，汉时后得《太誓》则否，正可以此决其非伪矣。
    传既兼存古书，则后得《泰誓》，似宜附之于传，不宜以之益经，而三家皆入之本经之内，《孟子·滕文公》赵《注》：“今之《尚书·泰誓》，后得以充学。”案《汉志》不别著录，即其附入本经之一证。岂以其为宣帝诏下故乎？果然，亦难免曲学阿世之讥矣。古学家《书》有百篇之说，固今学家有以启之也。然《左疏》谓后得《太誓》，未立学官，则虽传以教人，视之究与本经有别，终见今文师之矜慎矣。
    马融讥后得《太誓》在子所不语中，颇可见孔子序《书》去取之由。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固亦不在二十八篇内也。
    《宋书礼志》载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御览·皇王部》引《尚书中候考河命》略同。《新学伪经考》谓此为刘歆伪造之《舜典》。予谓纬书多用今文，此文盖亦出《书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