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三）匈奴文字
    《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有文字，有诗词歌咏；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见《元史译文证补》。夫匈奴之文字，果何所受之哉？当时西域诸国，或书革旁行为书记，匈奴殆通西域后师受之，亦如回纥文字，受诸大食邪？非也。匈奴之服西域，事在孝文三四年间，前此，久与汉书疏相往还矣。汉遗单于书以尺一寸牍，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是其作书之具，实与中国同。从来北狄书疏，辞意类中国者，莫匈奴若，初未问其出于译人之润饰也。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必先有文字，疏记乃有可施；《史记》谓其“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固非谓其无文字也。创制文字，实为大业，纵乏史记，十口不得无传，中国之称仓颉是也。谓其受诸西域，则元之八思巴；即因而用之，亦元之塔塔统阿也；不得无问于中国。然则《汉书》于安息，明著其“书革旁行为书记”，于匈奴，独不及其文字，何哉？《西域传》曰：“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而略其与中国同者，当时史法则然，《匈奴传》亦循此例焉尔。
    日逐王之求内附，使汉人郭衡奉地图来，则匈奴并有地图矣。此必汉人之降匈奴者为之，然亦必匈奴文字，与中国同，乃可以其图来上；可见匈奴于中国文字，用之颇广，较之中行说教以疏记之时，不可同日语矣。或曰：安知非求附时使郭衡辈为之邪？曰：不然。《汉书·元帝纪》：建昭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注》引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又引或说曰：“单于土地山川之形书也。”师古曰：“或说非。”以日逐王之事观之，则或说是矣。讨郅支之图书，何足为异，何必以示后宫贵人？且图山川形势来上者，大抵皆有关兵谋。陈汤之诛郅支，由于矫诏，及其上闻，事已大定矣，安用图地形来上？以事理揆之，亦知服说之非，或说为是也。或曰：郅支丧败之余，安能携图书而去，此必康居物，西域胡所为也。是又不然。匈奴虽随畜转移，亦未尝无辎重。马邑之权，王恢主击匈奴辎重，以单于兵多，弗敢击，获罪；元朔二年，天子褒车骑将军曰：“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元狩二年褒票骑将军曰：“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四年，大将军、票骑将军兵大出，赵信为单于谋，悉远北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见《史记·卫将军票骑列传》。《匈奴列传》：“贰师之出，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皆匈奴军行有辎重之证。《周官》大史，大迁国，抱法而前；而终古、向挚、屠黍之流知国之将亡，则奉图籍而出奔；见《吕览·先识》。其事皆可互证。所以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持之以取禄秩也。《荀子·荣辱》。西域胡书，岂后宫贵人所能识？此正匈奴用中国文字之铁证，而亦其治法有类中国之铁证矣。
    《说文》控字下曰：“匈奴引弓曰控弦。”《一切经音义》引作“匈奴谓引弓曰控弦”，是也，今本盖夺谓字。又一引匈奴作突厥。汉时无突厥，必误也。然则匈奴言语，亦有与中国同者矣。
    《观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曰：“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黄氏。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当是战国、秦、汉之物。考六国执政均称相邦，秦有相邦吕不韦，见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见剑文。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国，盖避汉高帝讳改。《史记·大将军票骑列传》，屡言获匈奴相国、都尉；而《匈奴列传》记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贤王以下二十四长而不举其目，又言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十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相封即相邦，易邦为封，亦避高帝讳耳。”此印若真，亦匈奴与中国同文之一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