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六）汉世振贷
    时愈近古，则振济之出于官者愈多，以官家之财产较多也。汉时之振贷即然。《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诏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师古注曰：“赋，给与之也。贷，假也。”给与者不须还；假则须偿遗者也，然时亦豁免之，如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是也。昭帝元凤三年，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则豁免又有等差。又有与通租赋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诏，谓民田租逋赋贷已除；成帝建始三年诏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是也。其贷与舍，皆以财产多寡为差。初元元年赋贷，以赀不满千钱为率；鸿嘉四年，诏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人皆勿收是也。河平四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师古曰：“财与裁同，谓量其等差而振贷之。”所谓量其等差者，盖不徒计所毁伤，亦并计其赀产矣。永光元年，诏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所谓贫民，亦当按赀产定之也。
    所振贷者多实物，故神爵元年诏谓所振贷物勿收也。文帝二年，开藉田，诏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始元二年，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地节三年，三月，诏云：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十月，诏流民遗归者，假公田，贷种、食。种、食盖所贷之两大端。《后汉书·章帝纪》：永平十八年，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振给贫人。谓既勿收，又有以振给之，非谓当时之振给，不以谷而以财货也。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汉书·食货志》。所赋贷者必甚广，然非常典。
    章帝建初元年，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廪，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此亦赋与贷有别之证。贷盖皆并与，赋则稍受者也。和帝永元五年诏：“去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征召会聚，弊更甚于往来稍受。计赀而及于衣履釜鬵，其弊亦与后世之推排、通检等矣。
    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此盖特异之事。假民以钱者，两《汉书》仅此一见。所假转以有赀为限，失振贷之意矣。岂计其能偿邪？《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上初闻蔚、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贫不能粜或贷之。有司以贷贫民恐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上至长春宫闻之，更遣人阅实振贷。以监察御史石抹元礼、郑达卿不纠举，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论罪。闰月，渔阳令夹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刘居渐以被命振贷，止给富户，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杰总其事，夺俸三月。盖无赀者本有振贷之法，著为常典，故此不之及也。
    假贷本意，必非所以取息也，然其后则有因以为利者。武帝时，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后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十一，《汉书·食货志》。是矣。畜牧简易，苟使官吏无他诛求，虽取其息，或犹未为大害，若以农业之耕耘收获，手胼足胝，而其贷之也，亦振救之意少而取息之意多，则其弊之所及，有不忍言者矣。
    汉世富人，亦有能助官假贷者。《武帝纪》：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食货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贷。盖特奏名以歆动之也。《宣帝纪》：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者，得毋用传。此犹后世之义振。《后汉书·桓帝纪》：永寿元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勅州郡振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贷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贷；其百姓吏民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此则官贷之于豪富，以济贫民，颇有后世公债之意矣。延熹四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五年，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事亦相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