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九）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焚书之议曰：“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亦无之，疑此二字乃注语，诸本或夺，或溷入正文也。此语为史公元文与否不可知，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谓若有欲学，指凡学问言；又或谓吏即博士，以此为秦未尝灭学之征，则翩其反而矣。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说见《商君书·定分》篇。此篇之意，欲置官吏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者，皆明告之。不告，以其所问法令之罪罪之。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卖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盖欲收解释法令之权，归之于上耳。
    《礼记·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说苑·指武》篇略同，此即《王制》之注脚也。《吕览·离谓》曰：“郑国多相悬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是可不可无辨也。”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夫是非可否，明著于法律者，岂邓析所能违？邓析所为，亦贸其名实，以法之所诛为无罪，法所不问者为有诛耳。此正所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者也。以此傅诸邓析不必实，然春秋战国时，必有此等事，则无疑矣。故儒、法二家，同以为患也。
    商君之意，欲“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此所谓法官，非躬行法，而为行法之吏所禀承，故曰为天下正。今之论者，但知司法与行政当分，而解释法律，则悉由司法官，司法官犹得上下其手。若如《商君书》所言，则行政官虽兼司法，而亦不能自恣，而遇民不法者，民得告之法官，则又不啻今之平政院矣。其法虽与欧西立宪之国异，其用意固相通也。李斯所谓“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者，不知其吏亦如此否？然即谓其意如是，其事亦必未行，故《史记》不载，他书亦无及之者也。汉世法令之弊，在于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议，奸吏因缘为市，惜乎未有以商君之说正之者也。然曹魏之世，因诸家章句大繁，而诏专用郑氏，虽未尝收解释之权于上，亦有一其解释之意矣。
    《周官·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即商君欲於殿中、御史、丞相各置一法官之意；讶士谕罪刑于邦国，亦即其为诸侯郡县各置法官之意。盖考核诸司是否守法，其权固操之自上，而于法律或有不明，亦当问之于上，故战国时之成法；《商君书》与《周官》，同为六国时物，故其用意亦颇同也。
    商君欲使人人皆知法令，与叔向之诤刑书，仲尼之非刑鼎，用意大异。然其言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辨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解释法律之权，操之于吏，而邓析之徒绝迹矣。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然则刑期无刑之意，实儒、法二家之所同，特其所由之路异耳。以时势揆之，则法家之言为切矣。《吕览·淫辞》：“惠子为魏惠王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则战国时之为法，无不求人民能知之者，与春秋时人见解大异矣。然仍有其不可行者，法家之所恃以致无刑者，曰人能知法；其所恃以使人能知法者，曰法明白易知。然群治演进，则人事随之而繁；人事既繁，而法令随之而杂，其势有不得不难知者。试观今之法令，夫岂人人所能知，而亦曷尝有一章一篇之可省乎？故法令如牛毛，而非人人所能知，而不足以餍人心，而不能收劝惩之效，皆世变为之，非为法者之过也。
    李悝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六篇者：《盗》《贼》《网》《捕》《杂》及加减。其后萧何益以《兴》《厩》《户》三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有《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有《朝律》六篇。汉律至此，遂有六十篇矣。益以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晋书·刑法志》。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皆遍睹，此汉世之有心人，所由无不以删定律令为急者也。张汤、赵禹之属不足论，萧何以清浄为治，叔孙通亦儒者，岂肯使法令如牛毛？然于秦律皆有所增益，明《法经》原出李悝以前，悝撰次诸国法为之，而非悝所自为。已不足周当时之用，增益者亦出于势不得已也。增益则文繁；文繁，众必不能尽省矣，又况其不易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