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〇）民各有心
    《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宽以告，子产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可谓之死不变，强哉矫矣，而浑罕讥之，何也？浑罕之言曰：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其言，亦可深长思者也。盖民之所以从其上者，匪由畏威，实由心服。畏威者有时而穷，心服则唯所投之，无不如志矣。凡民守旧者多，率旧章以临之，易得其信服；否则每为所腹诽，或阳奉而阴违，得隙则叛，此变法者之所以多败也。韩非之言曰：“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又曰：“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解老》。夫民务变犹恶之，况于人各有心，莫同于上乎？是十人而亡十人之功，万人而亡万人之功也。虽若有所为，实则一无所得也。故凡陷于危亡而不自知者，皆由眩于有为之名，而不察下所以应之之实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铸刑鼎，仲尼讥之，曰：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夫赵鞅所著，亦范宣子所为刑书，非其所自为也；而仲尼讥之者，盖唐叔之法度，为日久，入人深；宣子之刑书，为日短，入人浅，民之信之者不侔也。此率旧章者所以多得众，然弊积而莫能革，亦自此始矣。君子是以知言治之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