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生命就没有了意义。”——靳先生。
    （1）
    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墙面，白色的病床，在这白色的世界里，窗外的午夜愈加漆黑。
    我揉揉微痛的额头，放下手中的病历本，看一眼墙壁上指向一点的时钟，目光数不清第几次落在被画了红色圆圈的台历上，十月二十五日。刚好是三年前的今天，我决定留在肿瘤科工作。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守着“三年之约”等待时，总以为很长很长，蓦然回首，才发现三年也不过是刹那之间。
    我扯下昨天的日历，把“昨日”揉成了一团，丢进了垃圾桶，走出医生值班室。
    凌晨时分，寂静无声的走廊格外安静，我极力放慢脚步，走到517病房的门外。透过通透的玻璃窗，我毫无意外地看见本该熟睡的靳先生端坐在病床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工作中的靳先生，眼中总是闪烁着清亮的光芒，清瘦斯文的面庞透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刚强。
    靳先生叫靳栎，今年四十九岁，癌症的病史已有五年多了。这五年里，他一直在积极地治疗，经历了两次手术，十几次化疗，癌细胞非但没有控制，反而不断扩散，但他从未放弃治疗，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如今，他身上的癌细胞从肠扩散到肺，又扩散到肝脏。现在，癌细胞已经侵蚀了他身体的大部分器官，任何治疗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不过是勉强延长他承受疼痛的时间。
    他告诉我：不畏惧死亡，也能忍受疼痛，只希望我能帮他多争取些时间，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对他都是宝贵的。而这些时间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他要工作，做更多的工作……
    与靳先生相识多年，我深知他的固执，可作为一个医生，我不得不走进病房，提醒他：“靳先生，您明天上午还要继续做化疗。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这个时间，您需要睡眠。”
    “我刚刚睡醒了，发个邮件，很快就睡了。”他对我笑笑，笑容被笔记本上的柔光映照得有些暖意，每次看见他，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因而语气中不由自主多了几分晚辈的恭谨。
    “好，那您发吧，我给您十分钟时间。”我站在他身侧，看着手表，等待。
    看出我要等他老老实实睡觉才肯走，靳先生也不多言，加快速度以英文回复邮件。他回复的英文都是专业术语，我没有读懂，但看那大段的篇幅，他显然不是刚刚睡醒。
    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我和靳先生的太太聊天，我对她说：“靳先生这样的身体状况，能活了五年，是个奇迹了。”
    靳太太说：“支撑着他与病魔抗争了五年的力量是——他的信仰！”
    “信仰”这个词，我好像很久没有人提起过，以至于都快忘记这个词的含义了。听靳太太提到这个词，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字典，“信仰”这两个字的释义是：“一种强烈的信念，一种固执的坚守。”
    我觉得，这个词倒真是最能诠释靳先生的。如果不是一种固执的坚守，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怎么会撑着大部分器官已经衰竭的残躯，熬夜工作。
    十分钟到了，靳先生准时关闭了电脑，躺在病床上。我为他关了灯，最后在黑暗中看一眼他安然的面容，心中深深叹息，真希望我的竭尽所能还能帮他多争取几个这样的不眠之夜。
    走出病房，我没有回医生值班室，而是转过走廊，走进安全出口的楼梯间。
    如我所料，一个形销骨立却依旧美丽优雅的女人坐在台阶上，脸上泪痕斑斑，手中握着手机，却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或者发消息。她是靳先生的太太。
    自从靳先生三年前来医院治疗，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一位亲人、朋友、同事来探望他，甚至，他的孩子也从未露出过一片衣角。每一次靳先生住院，只有靳太太陪伴他。
    起初，我以为靳先生可能是个很孤僻的人，不善与人相处，所以没有往来亲密的亲朋好友。后来靳太太告诉我，靳先生对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都隐瞒了病情，包括他的儿子。因为他不愿看到身边的人因他的病情而难过，更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一个病人一样关照。
    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只想做个平常人——像平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即将失去深爱的丈夫，那种痛必定刻骨，而靳太太不得不一个人承受，即便对自己的儿子，也守口如瓶。
    很多次，我听见她的儿子打来电话，心情愉悦地问着她的境况，她总是悄悄擦干眼泪，以愉悦的声音告诉儿子：“我很好，只是工作有些忙，你爸爸工作也忙……他出差了，出差一周了……我还有事，有空再聊吧。”
    说完，她便匆匆挂断电话，生怕儿子听出异样。
    我曾听闻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有些人为了深爱的人，肝肠寸断，以泪洗面，有些人为了和深爱的人在一起，不顾一切，甚至不惜放弃生命。而靳太太对靳先生的爱却是截然不同的。
    靳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近乎痴狂地工作，她从未阻拦过，只在心疼得忍无可忍时，软声劝上几句罢了。
    他拼命工作，她便由着他为了工作透支身体，让病魔一点点侵蚀他。他不想其他人知道他的病情，她便独自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所有的悲伤，不舍，她从不找人倾诉，一个人默默咽下。
    只为了顺着他的心意……
    这种爱是无言的，隐忍的，沉痛的，也是最坚定的。
    靳太太照顾他很辛苦，心理又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以至昼夜难眠，脸上难掩困顿疲惫之色。但只要坐在靳先生面前，她会立刻展露出温柔和煦的笑容，问他说：“今天身体好些了吗？想吃点什么？”
    靳先生看见妻子出现，无论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化疗过程，都会努力笑着，回答她：“什么都行，只要不麻烦就好。”
    每当看见他们相视微笑，我总会忘记身边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忘记了一天的劳累，甚至忘记了死亡与离别的忧愁。
    我想，能让靳先生与病魔抗争五年的，除了他的信仰，还有这一份心灵深处的温柔。
    （2）
    我去办公室，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热水，走到楼梯间。
    “陈阿姨，”我坐在她身边，将手中的热水递给她。
    她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
    “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轻声问她。
    喝了一口水，她忽然停下来，转过头问我：“薄医生，老靳说他明天下午要去北京出差，我担心他的身体撑不住，你能给他开点药吗？”
    “明天下午？出差？”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明天上午还要做化疗。”
    “他想做完化疗就出差。”
    “什么！？”我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他绝对不能去。”
    靳太太沉默了许久，抬起头，用一种恳切的目光看着我，我以为她会说：你帮我劝劝他。
    可是，她说出口的话却是：“你让他去吧，这个会议对他真的非常重要，他如果不能去，他会很难受的。”
    我张口结舌好一阵，才说出话来：“那个会议有多重要？比他的生命还重要？”
    靳太太苦笑着点点头：“对他来说，是的。”
    我再也无话可说，只觉得像是吞下了整个柠檬，满心都是酸楚。
    第二天，靳先生做完了化疗，他只略躺了十分钟，便咬牙忍痛爬下病床。
    我问他要去哪，他告诉我，他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必须马上去机场。
    我刚要说话，靳太太拉住我的手说：“薄医生，你别拦着他了。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
    “可是……”
    “我陪他去北京，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没再阻拦，眼睁睁地看着靳先生步步艰难地走出病房的门，刚走到走廊，他脚下一软，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靳太太赶紧过去扶他，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在靳太太的搀扶下，倚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打听病人生活和工作的人，但这一刻，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会议，对他如此重要，比他的生命都重要。
    这个问题，我在半个月后终于忍不住问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该问，可我确实忍不住了。因为，我和靳先生预约的化疗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他还是不见人影。
    我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最后，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焦急地问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怎么还不来医院？
    他回答我：“对不起，薄医生，我还在开会。”
    “开会？”我的心窝一阵刺痛，声音不禁变得尖锐，“您预约了要来做化疗，您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可是会议还没结束，我要晚点才能去医院。”
    我咬牙，又咬牙，最后还是问了：“靳先生，您能告诉我是什么会议，这么重要吗？”
    他犹豫了一下，告诉我：“是一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会，我是项目负责人，我不能离开。”
    “科研”这个词汇离我已经很远了，但也并不陌生。毕竟，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去读博士，做科学研究，我也经常看见所谓的专家在媒体上频繁活跃，发表各种让人费解的言论。
    靳先生的职业似乎很重要，但我还是无法理解，他的工作真的重要到必须要一个垂死的病人去参加吗？以靳先生的心脏状况，他随时可能死亡。
    “对不起！”靳先生很抱歉地说，“我这边的会议还要晚点结束，您如果有事……”
    “我没事。”我急忙说，“您安心开会吧。我在医院等您，不管您几点来，我都等您。”
    他笑着说：“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我应该做的。”我不是客气，我是真的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还可以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我这个医生，多等几个小时又算什么？
    （3）
    那天晚上，他十点才赶到医院，我为他做了个简单的检查，准备第二天一早为他做化疗。不料，当天晚上十二点，靳先生的病情恶化，陷入昏迷。
    杨主任抢救了整整五个小时，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他在昏迷一整天后，恢复了意识。经过检查，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心脏，导致积水，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此时此刻，任何的治疗都没有意义了，他只能留在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
    即便如此，每个午夜，重症监护室里的灯依旧亮着。
    我走进重症监护室，看见靳先生无力地靠在床头上，膝上放着电脑，他一只手扶着电脑，一只手撑着枕头，勉强睁开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项目申请书。我看不懂项目的内容，只瞄见硕大的两个字“秘密”。
    我忧心忡忡地提醒他：“靳先生，您该休息了。”
    他对我笑笑：“我已经不需要休息了，我很快就能好好休息了。”
    “……”看着他的笑容，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含泪走出重症监护室。
    我不想再劝他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有权利选择如何度过。
    我去办公室倒了一杯热水，走去楼梯间。靳太太果然还坐在楼梯间发呆。
    我把热水递给她，说：“陈阿姨，你也累了，该去睡一会儿了。”
    她摇摇头，满眼无助地望着我：“薄医生，他撑不了几天了，我想让儿子回来看他最后一面，可他就是不同意。我儿子在外地工作，如果再不回来，怕是来不及了……”
    我知道她一向尊重靳先生，一切都希望如他所愿，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骨肉分离，痛如抽筋剥骨，若是连最后一句道别的话都来不及说，逝者已逝，生者将背负多深的遗憾？
    她见我沉默，又继续问：“恕我冒昧，我听人说，你原本在日本留学，因为父亲生病，休学回来照顾他，是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实回答：“是的。原本我爸爸也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偷偷告诉我的，我想，我一辈子都会感激这个朋友。”
    靳太太说：“谢谢！”
    “别客气，很晚了，您快点去休息吧。”
    送靳太太回了病房，我才回办公室安心睡觉。
    清晨四点多，我入梦不久，便被巨大的砸门声吵醒。
    “薄医生，救命，救命！”凄厉而绝望的求助声让我陡然清醒。
    我以最快的速度滚下床，两步跑到门前，打开门。
    靳太太扑倒在我面前，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声音颤抖不止：“他又昏迷了……救他……救救他吧。”
    我一边喊着护士准备医疗器械和药品，一边奔向重症监护室。
    靳先生躺在床上，生命体征还有，人已陷入重度昏迷。
    靳太太惊慌地追问我：“薄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就让他清醒一会儿也好。我已经通知儿子了，他今天就能回来了……你让他们再见最后一面吧……”
    面对靳太太哀求的期盼，我只能回答：“我会尽力！但您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小了。”
    她无言地抓着靳先生的手，悲恸欲绝之时，眼中已无泪，口中已无言。
    这已经是靳先生第三次昏迷，他的全身性的体质症状损伤严重，身体的机能几乎全部遭受癌细胞的侵袭。我尽了全力，能用的药都用了，能抢救的方法都试遍了，最终，靳先生没有醒来。
    他床头的项目书已经完成了，而他也好好地休息了……
    他的儿子从香港回来时，已经太迟了。
    他一直在追问靳太太：“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五年，为什么病了五年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早一天也行，我至少能再跟他说一句话……就算看我一眼也好……”
    靳太太沉默着坐在床边，只是摇头。
    守在父亲冰冷的尸体旁，他失声痛哭过，喃喃自语过，也嘶声揭底地吼过，可惜什么用都没有，他唤不醒弥留之际的父亲，安慰不了悲痛欲绝的母亲，更加无法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悲伤。
    靳先生走了，苍松啜泣，天地悲怆，轻音低回，亲朋落泪。他最后留在人世的是一份项目申请书，而对他的爱人、孩子、朋友，未留下只字片语。
    （4）
    两天后，我参加了靳先生的葬礼。
    当我看到花圈摆满了他的周围，他的灵堂前站了近千人，每一个从他遗容前经过的人，都掩面而泣，我被那种场面震撼了。
    葬礼上，我站在一众从未相识的人中间，默默听着他的悼词，那是我听过的最沉重的悼词。
    原来，靳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30年来，他在科研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了国家多个型号攻关任务，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最近几年，他长期受到病魔的侵扰，但他却以超负荷工作的方式与病魔顽强抗争。亲朋好友们不了解他的病情，只看到他日渐消瘦，以为他是太累了，都劝他减少一点儿工作量，注意休息。
    他却什么都不说，只笑言：“只要工作，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
    有一段时间，为了加快项目研制进度，靳先生连续出差一个多月，油尽灯枯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可他还是坚持要出差，他说：“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作……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给同事们打电话，安排项目答辩事宜。
    “靳先生，这一次离别，我们是真的永别了。这一别，对您来说，犹如燃烧的红烛化为一缕青烟，随风飘飘行万里；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别，却犹如九天外的时空隧道，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听着这一番因泪流不止而哽咽的悼念词，我仿佛看见了三年前初见时的靳先生，那是他肠癌手术的第三年，定期检查的结果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
    我向他陈述检查结果时，他垂下脸，目光安然地低语了一句：“时间不多了，希望能来得及把项目完成。”
    时隔三年，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刻的面容，斯文而儒雅，随和又刚强。
    走过他的遗体，瞻仰他最后的仪容，我仿佛又看见他在化疗之后，咬牙忍痛爬下病床。因为疼痛和身体的虚弱，他举步维艰，最终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扶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
    那时，我想不通什么会议比生命重要，现在我懂了，那不是一个会议，那是一个科学家至高无上的信仰。
    我也想起他离去前的一天，我看着他写完项目书，问他：“靳先生，您还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
    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真的舍不得，舍不得我还未完成的工作，舍不得离开我的课题组，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离开刻苦求学的研究生，我也舍不得我太太和儿子……可是，来不及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5）
    生命给了他最后的期限，他便在这最后的期限里尽其所能，做了更多更多有意义的事。
    我们很幸运，生命给我们的期限似乎很长，有几十年，而我们用这漫长的时间，去做了什么？
    去等待一个明知不会回来的人？
    去深爱一个明知不该去爱的人？
    还是，在这个浮华的社会中追名逐利？
    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信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