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传到冀州，叶枫弟兄五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钟馗是那个世界过来的人，对人间的事情不闻不问，也不乱说话。而李玉就不一样了，岂容这样的事情发生，忿忿不平地说：“皇帝是至高无上，九五之尊，司马睿怎么会这样呢？要是这样做的话，怕又是步八王之乱后尘，引起天下大乱。”
    王甲是后时代的人，对李玉的看法不尽相同：“要以我说啊，这个江东不是司马睿的，也不是王导的，是全江东人民的。就算司马睿和王导坐在一张御床上，又有什么了不起。看来这些人的思想啊，还是停留在封建时代，和我们冀州不一样。”
    李铁刚接着王甲的话巴：“要是司马睿停留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个好皇帝换走一个坏皇帝，没有起到根本作用。我看用不多久，江东还是要变颜色，好皇帝再变成坏皇帝，人民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司马睿思想再进步一些，改成冀州模式，那该多好啊！”
    叶枫总结说：“所以说，一个社会要想进步，首先人们得从思想上得到进化。法国大革命，死了多少人，连皇帝贵族都快杀光了，才取得成功。我们封建思想这么严重，需要费多少力气才能使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啊！”
    当时江东还有一句童谣，那就是“王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这五马分别是琅邪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养，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祜和彭成王。琅邪王司马睿是司马懿的第五子司马伷之子，西阳王司马养和南顿王司马宗都是司马懿的第四子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而司马祜的父亲司马矩则是汝南王司马亮的长子。
    其实中原大乱后，南渡的司马宗室远不止这5个人，还有梁王司马翘，河间王司马钦，谯王司马承、通吉侯司马勋和司马流。
    司马睿之所以能从数“马”中脱颖而出，一跃成“龙”，和他在江东的10年经营分不开，为晋朝保存了半壁江山，可谓功劳卓著。若不是当年八王之乱，司马越把他派到江东，镇守江南，哪能有这样的政治资本。
    司马睿在王导诸人的辅佐下，获得了大多数江东世族的肯定，使他在江东逐渐站稳了脚跟。
    等坐稳了皇帝位之后，司马睿感到，王氏的势力过大，“王与马，共天下” 的谚语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更为重要的是，王导的族兄王敦掌握着长江的上游，建康的门户，司马睿不满被王氏左右的局面，便想夺回属于自己的皇权。
    这时候的王导、王敦，一内一外，辅佐着元帝司马睿。一个家族的势力左右朝政，这是司马睿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就想到了两个旧人，刁协与刘隗，来分享王氏的权力。
    刁协做过本郡大中正，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乂手下任职。司马睿称帝后，朝制初创，群臣对各种礼仪都不熟悉，而刁协又比较内行，所以司马睿多叫他去做。刁协也能很好地揣摩司马睿的心思，知道元帝这是要压制王氏，当然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了。
    刘隗在司马睿担任丞相时，被任命为丞相司直。在任期间，护军戴渊的士兵因为犯法被建康尉逮捕，却被护军府的将领带兵夺回。刘隗上疏奏免了戴渊的官。
    文学家王籍之，因在叔母的丧期结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期嫁女，庐江太守梁龛在老婆丧期设宴，这些不合时宜的做法都被刘隗所奏，受到了处分。而王敦的哥哥南中郎将王含，曾一次要求任命地方长官20多人。刘隗认为一次任命不能太多，而且这些人的才能、资格与提升职位又不相符，便向元帝提出劾奏。
    这令王氏深恶痛绝，但是，刘隗的作法却为司马睿却欣赏。
    元帝重用刁协、刘隗，疏远王氏，王导自然不满，但是王导这个人生性淡然，又深识谦卑和帝王之道，默默承受，不敢和司马睿翻脸。而王导的的族兄王敦则不一样了，他据有长江上游，手握兵权，看到王导被排斥，心中自然愤恨，便上书司马睿直言自己的不满。
    王敦在奏折中这样说：“吾与陛下当属管仲与鲍叔牙之交，再看看现在，主公这样不信任我们王氏兄弟，这让我们感到寒心。臣下不是寻求私情，而是忠于社稷，如果这样的话，天下浮动，人心易乱。”
    王敦的奏折亏着没有到司马睿的手里，而是先要经过王导的手。要是让司马睿接到此书，心里肯定又有别的想法，天下浮动，人心易乱什么意思？是不是王家兄弟还要造反不成。王导这么聪明，哪敢把此信交与元帝，直接给退了回去。
    奏折被退回，按说就该此事完了，可是王敦还不死心，又派人送了过去，亲自交到司马睿手中。司马睿看完此折，久久不语，又把它交给谯王司马承看，抱怨道：“王敦过去虽有功劳，但是现在的官职足以酬报他了。可他仍然不满足，提出过分要求，还指点朝政，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司马承叹息着：“陛下若不早下手，王敦必为后患。”
    司马睿听了，默言不语。
    王敦这个人虽然豪爽不羁，但是有些残忍。有一次，王敦、王导二人去石崇家赴宴。石崇派美人劝酒，哪个客人要是不喝，石崇就把劝酒的美人砍了。王导本来不善饮酒，但是为了不让劝酒的美人冤死，勉强喝了下去。
    而王敦却想试试石崇是不是舍得杀美人，便死活不肯饮酒，石崇便把给王敦劝酒的美人拉出去杀了。王敦见此神色不变，还嘿嘿地笑。王导叹息着，对他说：“处在这种情况，得有刚有忍，要是光有刚没有忍，则难以完结此事。”
    王敦能够掌握长江上游的武装力量，还得从司马睿初到建康时说起。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在建康刚刚立足，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接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由，不服从司马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