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八月初一，在督军府的书房里，朱大典与朱万化在密谈。
    朱大典说道：“我儿也是饱读诗书的，对管子，管夷吾应该是知道的，他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故事应该不会忘记吧？”
    他说的管子，就是管仲，管仲是姬姓后人，“姬”姓是王族之姓，相当于明代的“朱”姓。周代有八百年的历史，到了管仲这里，“姬”姓之人已经是遍天下了，数十万都不止，所以管仲也是出身贫寒。
    古代贵族的姓氏名字也是非常复杂的，有姓，还有“氏”，氏是姓的分支，管仲姓姬，属于管氏，“姓氏”一词就由此而来。管仲名“夷吾”，属于圣人行列的人物，所以朱大典称他为“管子，管夷吾”，“仲”是他的字，所以后人多称之为“管仲”。除了姓氏和名还有字，有号，还有别号等等，有时候“名”还不止一个。
    朱万化有秀才的身份，后世人朱大化替换了他的身份之后，再也没有去考什么功名。但是，诗书的功底还是有的，管仲是春秋名人，焉能不知道？
    朱万化答道：“父亲，自从这些俗务缠身，书就读的少了，管仲之事还略知一二，不知父亲说的是那一段？”
    朱大典摆出一副老学究的架势说道：“为父要说的是‘服帛降鲁梁，买鹿制楚，买狐皮降代国’的故事，我儿还记得吗？”
    朱万化说道：“还是父亲的学问好，这些故事我倒是读过，只记得一些皮毛了，记忆不深，还要父亲指教。”
    朱大典不甘心，继续问：“服帛（bo）降鲁梁的故事你说说看。”
    朱万化笑了，老爷子还是太认真，拿出了考儿子的劲头，非要说出个子午卯酉来不可，也不知他今天设的是个什么局？
    朱万化答道：“原文记得不全，故事还是知道的，这说的是齐国当年还很弱小，只是个百里之国（方圆几十里，相当于现代‘乡’的大小），它的邻国‘鲁’和‘梁’也是两个弹丸之地的小国。鲁、梁出产‘绨’。”
    注：“绨”是一种织造方法，要点就是经纬线分别采用不同材质的线，经线用材质较好的线，一般用丝线；纬线较差，一般是棉线，是节约高档材料，又美观的一种产品。现代的六七十年代的被面一般都是这种“绨”，当时市场上称为“线儿绨”，外观像丝绸，价钱还便宜。
    朱万化继续说道：“管仲进言齐桓公，要在齐国倡导穿‘绨’缝制的衣服，齐桓公纳其言，以身作则，所有的衣服都是绨，于是齐国大量的消费绨产品，绨的价格大涨。这就导致了鲁、梁两国的农民拼命的生产绨，最终田园荒芜，粮食奇缺。管仲让齐桓公改穿‘帛’，并关闭边界，禁止贸易。鲁、梁两国谷价飞涨，饿殍遍野。最终导致鲁、梁两国归顺了齐国。这就是‘服帛降鲁梁’的故事。父亲，我说的对吗？”
    朱大典抚须微笑：“不错，亏你还记得清楚，为父也是刚刚读过，颇有感触。还有‘买鹿制楚，买狐皮降代国’。那说的是......”（故事冗长，情节雷同，从略。）
    明代的官僚都是有功名有学问的，老学究读史书是基本功，他们对史书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营养是很丰富的。在现代，我们的“太祖”也是手不释卷的书虫，他的很多智慧是来源于我中华的历史文化。作为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
    “父亲的意思是我们也要用粮食做武器，逼迫朝廷？”
    “然也！”
    朱万化说道：“故事中的国家都是小国，弹丸之地，人口不过数以千计，一两个产品就搅乱了市场，现在我们双方都是上万里的土地，数千万人口，莫说一两种产品，就是几十上百种也不足以撼动市场，谈何容易？”
    朱大典说道：“道理是触类旁通的，我们无需多种物产，单用粮食就可以了。”
    朱万化急忙说道：“粮食乃民生之根本，稍有动荡，黎民百姓就要受苦了！倘若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设想啊！”
    朱大典慨然叹道：“我儿宅心仁厚，是仁慈之主啊！可是，你想过没有，用粮食做武器，乃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和平之法。与武力征战相比，人口、财物的损伤都是最小的。正所谓慈不掌兵，为将者不能为每一个兵弁伤亡而怜悯悲戚，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目标，以小伤亡换取大胜利才是为君之道啊！”
    是的，朱万化即不是将军也不是君主，他的心里状态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民。小民的道德准则与君主相差甚远，有时候会有“不忍”的恻隐之心。
    这倒是要思考一下，小民的“不忍”放到国家大事上对不对呢？
    他们的谈话就此中断，还是老习惯，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吃饭喝点酒，然后接着谈。
    联省的粮食充足，的确可以大作文章。怎么做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在这一点上，朱大典的智慧就差一点了。
    朱大典问道：“和平的利用粮食，达到降服对手之果，是应该涨价呢还是降价？”
    显然他是吃不准了。原因就是经史中没有经济学，或者说没有系统的现代的经济学，只言片语的不解决问题。就事论事也是办法，但是不可靠。就是说不能像“1+1=2”那样直观的判断，而经济学是科学，当然可以准确的判断。
    朱万化说道：“粮食价格对于市场的作用是复杂的，我们联省讨论过一次涨价，又讨论过一次降价，由此引导着我也就多想、多积累一些。我说说看，我们父子共同议论。
    我们就先说涨价，如果在后金、乱民都没有灭掉的时候，大明的朝廷严重缺粮，涨价就可以加重饥荒，朝廷是受不了的，有亡国之危。但是，现在只有北直隶、北京城由于灾荒而缺粮，朝廷已经南迁，南方的粮食说不上充足，却并不缺粮。我们涨价，他可以不买，糠菜半年粮也能对付，因此，涨价至多对北直隶有作用，如果再次发生天灾，北直隶就可能发生内乱，我联省倒是可以乘乱取之。”
    这个分析朱大典还是认可的，他说：“那么降价呢？”
    其实用经济学不必这么吃力的分析。
    朱万化不是经济学家，但是现代人生活在信息发达的社会之中，普通人也懂一点经济学原理，何况他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呢？粮食是大明这个时代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商品，其价格的变动几乎等同于货币币值的变动（反比例），它撬动经济的能力是巨大的。
    经济发展的动力很多，货币的币值是重要的一项，适量的通货膨胀是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所谓的“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货币越来越不值钱，作为标志的粮食就越来越贵（反比例）。纵观世界各国经济，无一例外，都是经济突飞猛进，货币就向下贬值，粮价就上涨。
    但是如果反过来，让粮食降价，就等于货币的币值升值，银子更值钱了，粮食便宜了，其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就要下滑。
    现代的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总是不断的逼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于人民币的每一次贬值（与美元的比价）都极端的不满，动撤施加压力。这种货币币值的角力，就是设法取得经济的主动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抑制他国经济。
    如果说粮食、币值不大好懂，在现代有一个商品，他的价格波动之意义所有人都懂：那就是房价，房价涨——经济向好，房价跌——经济受挫。其实粮价也是这个规律。
    这就是经济学的结论。
    说这些太枯燥、太抽象，朱大典也未必懂，所以只能说实际的。
    朱万化说道：“我们拿江西省来打比方，假如江西的粮食很充足，并且价格越来越低，比如粮店稻米价格每石一两银子，会是什么结果呢？靠买粮为食的人当然高兴啦，同样的银子能买更多的粮食。可是靠粜（tiao）粮（卖出粮食）而生的农民、地主是什么影响呢？种地是需要本钱的，有投入才有产出，粜粮不够本钱，甚至粜不出去，他还种地吗？这种局面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种地的会另谋出路，江西的田地将大批的撂荒，没有人耕种了。
    这里说的‘粮’应该是各种农产品，我们同样会低价销售棉麻、豆类、油料等等。
    那么江西省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粮食全部或者大部分靠进口，粮源自然是我联省，那么在江西，无论官府还是士绅平民，他们对联省的态度会如何呢？那当然要看我们的脸色啦！因为命根子让联省掐住了！联省叫他向东，他绝对不敢向西迈一步，俯首帖耳，老老实实的听命。
    到了这一步，把江西收到联省的麾下，一名使者足矣，还用得着动刀兵吗？”
    朱大典听着很兴奋，他说道：“我们大部分商品粮来自于南洋，算上运价，经营费用也就是每石五六钱银子的价，多少粮食也供得起。这个降价是好办法。
    这就是‘谷贱伤农’，这个道理我懂。但是，粮食降价会伤了朝廷一方的农民、地主、士绅，可同样也会伤了联省的一方的农民呀？这怎么办？”
    朱万化说道：“这就需要双重价格了。在联省的一方，不能降价，甚至还要微微的涨价，保持自己的经济稳定。
    那么商人就会把廉价的粮食回流到联省以牟利，为了防止回流就要设关卡收粮食过路税，堵死粮食回流的渠道。
    粮食进出一律每石收三钱税，很公平！我们出口的是官府，当然是免税，进口的只能是行商，我们就照章收税。这是重税，要有个说法，理由就是粮食事关民生，严格控制流动。
    例如江西的稻米一两银子一石，浙江是一两三钱一石，商人从江西购买粮食运往浙江，到了口岸，粮食的进口税是每一石三钱银子，商人就无利可图了，这个买卖他就不做了。
    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有漏洞，朝廷的官员也是有学问的，瞒得了一时，瞒不了永久，他们也会有对策。所以，执行中也要不断的动脑筋，不断的改变方法。如果朝廷一方有高人，办法得当，我们的策略也是可能失败的。”
    朱大典说道：“大义理由上，我联省可以说：我们这是救灾，是在帮助朝廷，是好心！这话说出去大义凛然。朝廷方面要是觉得不对劲，你也可以廉价向联省倾销啊？你也可以设关卡征收粮税吗？
    我想朝廷做不到的！他没有粮源，不能向我联省廉价粜粮；他们可以设关卡，也可以征税，粮食就进不来了，可是断粮源首先他自己要有粮食，否则就得闹饥荒。总之为难的是他们。
    这就我们手中有粮的威力，朝廷明白了也挡不住！何况明白人看明白此事，还不知要到何时？也许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抛开了经济学，朱大典的脑子转的很快。
    ---第461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