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上“我要我们在一起”几个字，回车，居中，改黑体，加粗，选三号字。
    这是2016年的年初，我被制片人徐瑶生生按在香港的家里，哪里也不能去。她穿着隆重，抽着烟拿着一本美国版的《vogue》，冷冷地静静地坐在我书房角落顶天立地书架前的沙发灯光里，像一幅老旧的维多利亚风格墙壁上的另类贵妇图。这种压抑，混合着久违的烟草味道，让我头昏脑胀。我几乎再也写不下一个字。
    我的躁动打扰了徐瑶，她从杂志上拔起头看看我，眼神从我的背后射来，在香港20度的温暖天气里冷冰冰冻住一片。她站起来穿过书房，一百平米的木地板和她的高跟鞋相互碰撞的“嗒嗒”声就像一首催命曲。她靠近我，拿杂志在我后肩上说重不重地砸了下去：“汪佩佩，我告诉你，我剧组上百人等着你一个人，两个亿的投资你打算跟我怎么耗？！”
    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在作家编剧圈子我待了整整十一年。大学毕业，打了两年可有可无的工，之后认识徐瑶，看着她辞职，看着她穷困，看着她创业，看着她成为这个圈子里唯一的一线女性独立投资人兼独立制片人。九年间，我辞职、写书、没饭吃、当编剧枪手、当编剧、当她公司的创作总监、当她的合伙人。这一年，我们都33岁，她终于和我撕逼了。
    我们合作之后第一部戏开始到如今，整整八年，我们所有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来没有用过苗凯。这是我和徐瑶约定俗成的事情。这个圈子里称得上一线的男明星只有三个，有一个还奇丑无比，戴不起“偶像”的高帽。一般的实力派都是刚开始的时候连献身都实在让人下不去手的，只能靠超越常人的隐忍和努力。因为我们从不用苗凯，所有的偶像剧几乎就用魏东晨一人担当男主角，连整个编剧团队都习惯性地拿魏东晨的形象和气质直接套入主角开写。好在公司一年也就一两部电影、一两部电视剧，也不至于让人厌倦到吐。魏东晨是个脾气极好的艺人，家境正常，从小没有什么大挫折，生来一张开饭脸，不怎么挣扎就红透了整片天，和我们的合作也一直正常顺利，互惠互利。也许是他脾气太好，就给了小人可乘之机，他的经纪人和底下各路人马为利益撕逼的事情竟层出不穷。终于撕到徐瑶眼皮子下，伤及了徐瑶的名声和利益，徐瑶就爆发了。
    她的爆发后果严重，2016年的两部戏都要改苗凯来挑大梁。我开始消极怠工。编剧团队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苗凯，再加上我又不管不问，当然一连出品了五版的渣剧本。苗凯的经纪人吕颖看到修改五遍的剧本还这个水平，简直开始怀疑徐瑶的职业名声，就打算彻底回绝徐瑶的邀约。徐瑶安抚了吕颖一天之后，当晚就飞来香港，住到我家，开始和我认真撕逼。
    我曾一直天真地以为世界可以大到让我们永不再相遇，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事可以永远的，哪怕是永远不见。一想到要和苗凯谈剧本，我就什么都写不出来。脑袋木然，手指僵化，俨然一具干尸。我还曾在年少时更天真地以为只要有钱有地位，我就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和他相处，现在看来，一样可笑。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和他有这种“过节”的原因，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过节”，而是避讳。为什么有避讳？我依然无法回答。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因为人害怕直面自己的内心。内心深处到底有些什么，在时隔十五年之后我实在有些失忆了，也许是选择性失忆。可我也无从选择不失忆，无从直面自己，亦无从解开这个避讳。
    可是我可以放弃自己，却没道理放弃徐瑶。人的地位越高，名誉越盛，需要保护的人就越多，就越身不由己。这一刻我倒希望自己是一个无闻小责编，只负责审稿，远离尘嚣。可是，说什么都晚了，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有，我会选择怎样和他开始？改变开始，是不是就可以改变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