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丰没提道琛是如何死的，扶余福信松了口气，他当然不愿意给道琛立碑，但他不能反对。坊间本来就盛传道琛是被他毒死的，如果他反对此议，那不等于自己承认了吗？扶余丰虽然没提有关的传闻，但未必没听说，扶余福信想了解扶余丰对道琛到底有多关心，借此判断扶余丰会不会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就试探道：“殿下所言极是，道琛将军与我同时举义，实乃是百济的大功臣，而且他颇通军事，是个难得的人才，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痛惜。为他立碑树传理所应当，我也早有此心，只是我是个粗人，有此心无此力。我非常赞同殿下的提议，殿下把碑文写好后，我找人刻碑，到时候我陪同殿下前往任存城，为墓碑揭墓。”
    论动心眼儿，扶余福信和扶余丰称得上是半斤八两，不分高下，扶余福信的心思扶余丰一眼就看出来，他淡淡地说：“孤转了这一大圈，实在是有点累了，想休息一阵子，专心处理后宫之事，为墓碑揭幕孤就不去了，你代表孤去吧。孤认为，作为国王，不应该管太多具体的琐事，像起草碑文这种事，本不应该由孤来做，只是道琛将军与众不同，由孤来起草碑文，才能配得上他的丰功伟业，才能对将士们起到最大的激励作用。”
    看起来扶余丰对道琛并不是非常热心，扶余福信放了心，说：“那好，到时候我代表殿下去给道琛将军的墓碑揭幕，一定把殿下对道琛将军的深情厚意传达给每一位将士。”
    墓碑制好了，扶余福信来到任存城，把阖城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其中大部分都是道琛的旧部。道琛当众宣布：“道琛将军与本大将军共同举义，反抗唐军，我与道琛将军有兄弟之谊。道琛将军不幸英年早逝，我椎心泣血，恨不能用自己代替他。我早想给道琛将军立一块墓碑，写一篇碑文，颂扬他的丰功伟绩，让百济人世世代代铭记他，怎奈我是个粗人，写不出像样的文章，让别人写又配不上道琛将军的地位。现在我们有了新国王，我请新国王写了一篇碑文，刻在墓碑上，这回道琛将军可以安息了。明天，我亲自主持盛大的墓碑揭幕仪式，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参加。”
    扶余福信把为道琛立碑的事说成是自己的主意，根本没提扶余丰什么事，他以为这样就能向道琛的旧部卖好了，哪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在任存城巡游期间，扶余丰就表达过为道琛立碑的想法，道琛的旧部当然知道扶余福信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不但不买扶余福信的账，反而更加痛恨他。通过这件事，道琛的旧部还意识到，扶余丰跟扶余福信不是一条线上的，不用说，他们自然把扶余丰当成了新的靠山。通过墓碑这件事，扶余丰不显水不露水地捞了一大票政治资本，扶余福信还完全蒙在鼓里。
    论耍心机，扶余福信一点都不比扶余丰差，只是他太过轻敌了，以为扶余丰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被扶余丰制造的假象所蒙蔽，着了扶余丰的道。就这样，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女人联络她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另一方面暗中联络道琛的旧部，扶余丰迅速组织起一股效忠国王的势力。
    苏定方从平壤城撤军后，李治给镇守百济的刘仁愿下了一道圣旨，说：“围攻平壤城的大军已经撤回国内，你们镇守百济的一座孤城，难以固守，可以放弃百济，撤至新罗。如果金法敏留你们一同镇守新罗，你们就驻扎下来，如果他不需要你们留下，你们就渡海回大唐。”
    接到这道圣旨，所有的将士都想撤回大唐，只有刘仁轨不同意。刘仁轨说：“按照《春秋》里面所讲的大道理，大将出国作战，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可以安定江山社稷的事，就可以自己做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我们跟朝廷远隔沧海、跟豺狼近在咫尺呢。身为人臣，应该胸怀忠心，竭尽所能，报效国家，不避生死，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就应该去做，不能考虑自己的私心私欲。皇上诛灭百济，为的是最终灭亡高句丽，留我们在这里镇守，可以控制百济的心腹之地。虽然如今百济叛军充斥，守备森严，但我们不应该有所畏惧，而应该秣马厉兵，做好出击的准备。叛军势大，必有松懈之时，一旦得到机会，我军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战胜之后，我军的处境自然转危为安，我们再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打开局面，然后飞表上奏朝廷，请求增兵。朝廷看到我们有所成功，对取胜建立起信心，必将向百济增兵派将。得到援兵，我们自然可以击败叛军，不但不会放弃已经得到的胜利成果，而且能够永远平定百济。如今围攻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如果我们再撤走，则用不了多长时间，百济叛军就会猖狂起来，什么时候才能灭亡高句丽呢？况且还有一层，我们身处叛军重兵包围之中，据城还可以固守，一旦离开城池，必然遭到叛军的围攻，谁能保证我们不会被消灭呢？就算我们退到了新罗，也是寄人篱下，碰上不如意的事，再后悔可就晚了。依我看百济的形势没有那么糟糕，扶余福信为人凶暴残忍，扶余丰对他颇有猜忌，他们是貌合神离。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个人总有一天会反目成仇。对于我们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坚守勿动，静观其变，把握时机，发动反击。”
    刘仁轨的一番话有理有据，既符合君臣之道、民族大义，又切合实际情况，众将都被他说服了，一致同意坚守百济。
    倭国援兵到达百济，给扶余福信吃了一颗定心丸，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大将军，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道琛的旧部，更让扶余福信自以为掌控了百济的局势，他不知天高地厚，公然向大唐军队发出挑衅，派人给刘仁愿送来一封信，用轻薄的口气说：“阁下什么时候撤军回大唐呀，我定然派人相送。”傲慢之情溢于言表。
    看完来信，刘仁轨一阵冷笑，对刘仁愿说：“扶余福信自以为有了倭兵的增援，实力大增，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此时必然疏于防备，正给了我军可乘之机，我愿带领一万唐军和五千新罗军，突袭支罗城，打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话正合刘仁愿的心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好，我把全部骑兵都交给你，快速奔袭，一举拿下支罗城。”
    经过一番战前准备，刘仁轨带领五千名骑兵和一万名步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离开熊津城，向支罗城快速进发。扶余福信派出监视熊津城的探子天一黑就找地方乐呵去了，根本没发现刘仁轨的队伍。就算探子发现刘仁轨的队伍也没用，等他向扶余福信报信，扶余福信判明大唐军队的进攻目标，发出援兵，已经来不及救援支罗城。
    刘仁轨率领骑兵走在前面，疾速行军，于黎明前到达支罗城下。一声令下，五千人马抬着云梯冲到城边，事先选出的五百健卒顺着云梯往上爬，其他人在城下用弓箭提供掩护。支罗城上防守松懈，只有零星的哨兵和偶尔经过的巡逻队，两百名守城士兵全都在城楼里睡大觉。哨兵大部分都在打瞌睡，等他们听到动静，睁开眼冲城下张望时，唐军士兵已经到达城下，一阵箭雨飞上城头，探头探脑的哨兵全都变成了刺儿头。
    远处有巡逻队发现了正在登城的唐军士兵，发出紧急警报，正在睡觉的守城士兵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地拿起兵器从城楼里跑出来，还不知道巡逻队为什么发警报。此时，唐军健卒已有两百人登上了城头，看到叛军士兵，立刻冲上去，守城士兵这才知道大唐军队已经登城，仓促应战。刚刚从睡眠状态苏醒过来，体力还有些虚弱，再加上遭到突然袭击，胆气不足，守城士兵虽然人数上跟唐军士兵一样，战斗力却差了很多，被杀得节节后退。
    越来越多的唐军士兵登上城头，加入战团，守城士兵更加抵敌不住，时间不长就溃退下去。唐军士兵全面控制城门楼，打开城门，放大队人马进城。
    刘仁轨指挥大队人马杀进城里，派出五百人直奔城主的府邸杀去，他亲自带领四千多人杀向叛军的军营。不用说，守军官兵全都没想到大唐军队会杀进城中，全都在睡大觉，一部分接到警报刚刚爬起来，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唐军，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所为。更要命的是，中高级将领几乎没有一人睡在军营里，家在支罗城的睡在家里，家没在支罗城的睡在相好的家里，遇到突发情况，兵找不着官，官也找不着兵，几千人马乱作一团，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刘仁轨挥军杀进叛军军营，对杂乱无章、一盘散沙的叛军士兵痛下杀手。经过近半个时辰的屠戮，叛军士兵被杀近半，剩下的全部投降。前去捉拿城主唐军轻松地击溃了城主府邸的守卫，将城主生擒活捉。就这样，大唐军队一个突袭，轻轻松松占领了支罗城。
    刘仁轨并没有满足，等步兵赶到之后，他又率领骑兵再接再厉，连续进攻，拿下支罗城周围的尹城、大山、沙井三座寨栅，分兵把守。通过这一仗，熊津城东边面临的威胁被彻底解除，刘仁轨还把一部分叛军士兵编入大唐军队中，增加了大唐军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