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制，男人二十岁当兵，六十岁退役，实际上四十多岁以后就不太能打仗了，只能干些后勤杂务等保障性工作。这就意味着，真正适合当兵打仗的人，只能占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当时大唐的总人口为四千多万，高句丽一个小国，撑破天也就是三百万，就算把所有适合打仗的人全部征召入伍，也只有六十万。大唐那么大，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以统天下之兵，有兵一千二百人的为上府，一千人的为中府，八百人的为下府，笼统算下来，全国的军队只有六十多万。由此可见，高句丽能有六十万军队真的是顶破天了。
    假如这六十万人全部当了兵，种地的劳动力就会严重不足。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至少二十个人才能养一个兵，所以高句丽的常备军队大约在十五万人左右，其他人只能在战时临时征召入伍。
    就按照六十万军队计算，高句丽的大小城池有一百多座，平均下来每座城池不过有三四千人马。驻扎兵马数在一万以上的只有那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或者政治地位非常高的城池，满打满算也不到二十个，普通城池有五六千人就不少了，比较小的城池只有一两千。一座城池驻兵达到四五万以上的情况，只有在面临强敌进攻时才会发生，都是临时增兵。
    李世民一征高句丽，消灭高句丽军队四万多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高句丽损失了百分之七左右的兵源。李世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跟随高延寿投降的那三万高句丽士兵释放，应该把他们跟掳掠的人口一起押回中国，那将又是一个对高句丽军事力量的沉重打击。
    人的作用不光是直接参与打仗，还有参与生产。种粮、织布、制造各种兵器甲仗都离不开人，人口少，能够供养的军队就少，所以在古代战争中消耗对方实力的途径不光是杀伤、俘虏士兵，还有掳掠平民。李世民把七万高句丽平民迁徒到大唐，目的就是打击高句丽的生产力。
    如果只是跟对方打一仗，相争时间不过几年，重点掳掠对象应该是青壮年男人，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短时期内无法把对方彻底打垮，双方有可能相争达几十年以上，则重点掳掠对象应该是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这一点也不必解释。古代人口少，人口就非常重要。要想对人口的重要性有个直观的感觉并不难，每到春节，因为大部分外地人都返乡过年，北京市里几乎见不到什么车，人也非常少，冷冷清清。多说着，离开北京的人有三分之二，至少还剩下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一就已经显得如此冷清了，假如只剩下三十分之一，大家可以想想，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唐朝最繁盛时期中国的人口，就是现在的三十分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人口是古代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则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胡俗，父死子娶其妾，不是因为胡人淫乱，而是因为游牧民族人口太少，他们没有本钱浪费女人的生育能力。胡人还有一个习惯，喜欢掳掠汉人的男孩子，养为己子，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杨康，那也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少。
    鉴于人口如此重要，刘明认为，进攻高句丽，未必以攻城略地为目的。高句丽人擅长守城，必短于野战，那就避其长，攻其短，派军队在其城外活动。高句丽军队若敢出城接战，就在野战中消灭之，如果他们闭门不出，就掳掠其城外的人口。老百姓总不可能全部住进城里，军队掳掠老百姓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在人口之外，打仗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粮食。军队可以住在城里，老百姓可以住在城里，庄稼总不能种在城里吧。等到庄稼即将成熟的时节，派兵攻入高句丽，收割其粮食以资军用，来不及收割的就一把火烧掉，让高句丽人缺粮，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高句丽的军粮储备。刘明亲眼看到过辽东的地形，山多平原少，从高句丽人那里了解到，盖牟、辽东、安市往东去，全都是山地，适合种植粮食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辽水东岸一带以及北面的扶余川，非常便于大唐军队进击。位于鸭绿水以南的高句丽国土平地更少，而且总面积不到辽东的一半，其粮食总产量只有辽东地区的几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只要破坏辽水东岸和扶余川的粮食生产，对高句丽的农业就是致命的打击。
    掳其人口、焚其庄稼，刘明称这两个办法为“瘦敌之策”。用这两个办法打击高句丽，收效较大，代价极小，只需折腾几年，高句丽会因此而变得贫穷、凋敝、弱小，到那时再对其发动总攻，可一战而平之。
    围绕着“战”这个前提而伐交，刘明也想出一些办法。与高句丽交好的势力有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和位于高句丽东北的靺鞨白山部，而大唐可以联合的力量则有位于辽水以西的奚、契丹、霫，位于高句丽北面的靺鞨粟末部，以及位于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新罗。
    伐交无非就是设法削弱敌方的联盟，加强和扩大自己的联盟。对于靺鞨白山部，大唐鞭长莫及，军事和政治的影响力都达不到，可以支持靺鞨粟末部进攻白山部，令其无暇援助高句丽，甚至逼其叛变高句丽。对于百济，大唐完全有能力施加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可以勒令百济停止对新罗的侵扰，如其不从，则派大军浮海而东，与新罗夹击之。百济的实力比高句丽小得多，一战灭之的可能性很大。
    奚、契丹、霫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最擅长烧杀抢掠，抢掠高句丽人口、焚烧高句丽庄稼的事可以以他们为主进行，大唐坐享高句丽穷困凋敝的成果。
    要想彻底灭亡高句丽，“伐兵”必不可少，在经历过征讨高句丽的行动之后，刘明深切地感受到，大唐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太多。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次征讨行动，大唐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占优势。
    先说天时。辽东的天气暖得晚、冷得早，适宜开兵打仗的时间只有六七个月，如果大唐军队不能在六七个月内平定整个辽东地区，则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撤回辽西，这一次就是这样。撤兵的结果是前功尽弃，高句丽人卷土重来，此前攻克的城池重回敌手。此次征讨在辽水以东设置了辽、盖、岩三州，撤兵时，李世民当时就把辽、盖二州的人口迁徒到大唐，等于把两座城池还给了高句丽。第二年闰三月，又废置了岩州，双方的态势完全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第二种选择是派兵守卫攻战的城池，待来年天暖后继续进攻。用这种步步推进的办法当然可以逐渐扩大战果，最终灭亡高句丽，但是大唐面临着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留兵镇守需要大量的粮食，而从幽州运粮到辽东，耗费巨大，难以承受。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大唐的北面和西面都有一些不那么真心臣服的游牧部落，总是伺机侵扰大唐边境。冬天正是他们战马肥壮、闲来无事的时候，如果大量唐军滞留辽东，那些部落就会趁虚而入。正是因为有这些困难，不管是隋炀帝、唐太宗还是唐高宗，每到入冬之前，就不得不把进攻辽东的部队撤回。
    再说地利。辽东距离幽州一千多里，运输线太长，后勤保障相当困难，而高句丽人则是在本土作战，占尽地利优势。
    最后说人和。李世民征讨高句丽时，大唐百姓还是非常支持的，可以说占据了人和。可高句丽在人和方面并不输给大唐，泉盖苏文牢牢地掌控着高句丽的军政大权，内部没有明显的分歧。对于高句丽老百姓来说，大唐军队是侵略者，当然会支持自己的军队保家卫国。李世民多次对高句丽降兵和百姓施以恩惠，就是想尽可能化解高句丽人对大唐的敌视心理。施以巨大的恩惠，能取得多大效果很难说，而只要稍稍残忍一点，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安市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李勣一句“坑杀城里所有男子”，招致了安市城军民的拼死反抗，导致最终攻城失败。
    天时和地利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人和方面又不占优势，这一仗打输应该在意料之中。
    经过深思熟虑，刘明认为，大唐在天时和地利方面的劣势靠人力无法改变，只能用军事上强大的相对优势加以抵消。为了增大对高句丽的相对优势，一方面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要削弱对方的实力，这又归结到“瘦敌之策”。
    在人和方面，大唐也要争取相对优势。朝廷要爱惜民力，发动决定性战役前先进行宣传鼓动，尽最大可能争取老百姓的支持，保持和提高大唐的人和。另外，可派间谍潜入平壤城，或者收买高句丽人为大唐做事，窥探高句丽上层官员对泉盖苏文的不满情绪，挑动他们与泉盖苏文之间的矛盾，在高句丽上层制造不和，甚至可以派刺客刺杀泉盖苏文。
    在“攻城”方面，刘明没有什么新鲜想法。攻城是个战术问题，大唐军队在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以“瘦敌之策”为中心，刘明写了一篇《平夷策论》，从伐谋、伐交、伐兵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灭亡高句丽的战略思想，献给幽州大都督崔知温。
    欲知崔知温有没有接受刘明的建议，且待下回分解。